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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新之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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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陆新之,商业观察家,亨通堂文化传播机构的创办人之一。他长期致力于研究中国商业环境转变和解读企业案例。他最新一本书是《有钱好好用》。 他曾历任《三联生活周刊》主笔,《经济观察报》财经主笔,新版《中国房地产报》核心采编成员,综合性时政周刊《新世纪》主编。出版有《王石管理日志》、《王石是怎样炼成的》、《巨商是怎样练成的》、《总裁论道》、《解读郎咸平》和《理解今日中国的财经文本》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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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文学翻译的生命在文学  

2011-05-18 01:13:00|  分类: 跨界阅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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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少华教授的译文,我始终觉得很棒。
。所以也可称之为‘隔译’——距离原著所描绘的特定意思或特定情形显然较之‘直译’要远,或许远到不着边际的程度。”而日文教授高宁先生的论文得出的结论是:“原文、译文两相对比,在语序上,两者相去不远,整段译文基本上沿原文顺流而下,并不‘给人以隔的感觉’。”而且,高宁教授还注意到了其他两种译文“修辞不周”、“不像文学语言”——季羡林先生认为“‘雅’是对于文学语言的忠诚”——即文学翻译的文学性问题,而止庵先生的批评不仅在学术性上有待商榷,还丢掉了文学翻译的文学性——批评文学翻译不提文学。 文学翻译实践丢掉了文学性,文学翻译批评又丢掉了文学性甚至学术性,不妨说是当下译界值得警惕的一种退化。套用翻译家、北大教授许渊冲先生批评西方语言学派翻译理论的说法,他们最大的问题是“不谈美。下焉者只谈‘形似’,上焉者也只谈‘意似’,却不谈‘神似’,不谈‘创造性’”(许均等著《文学翻译的理论与实践》,P49)。如此翻译下去、批评下去,文学译作不“味同嚼蜡”、不“给原文压得扁扁的”(董桥语)像个瘪三才怪!毫无疑问,文学翻译应回归文学,回归审美。
原文地址:文学翻译的生命在文学作者:该译丢了文学性。 不过一般说来,这不会是译者有意为之,而大多是译者缺乏文学自觉、文学悟性所使然。奇怪的更是批评界,一些谈论文学翻译的学者也丢了文学性这个根本。也许受费道罗夫“等值翻译”和尤金·奈达“等效论”等西方语言学派翻译理论的影响,批评者往往逐词逐句对照原文,从科学性、技术性、工具性角度分析译文与原文是否等值,而忽略了作为文学译作生命的文学性或整体审美效果是否等效。好比拿着显微镜窥看孩子眉毛的长短和根数同妈妈是否相等,而不观察眼神和气质是否接近。 不无遗憾的是,对拙译村上作品的批评也存在类似情形。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东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藤井省三先生。他在2007年7月出版的《村上春树心底的中国》一书中严厉批评作为笔者翻译观之核心的“审美忠实”。他以《挪威的森林》中玲子弹吉他之句为例,批评“林译的‘审美忠实’反倒显得浓妆艳抹”。根据是村上原作用的是“口语体”,而拙译用的是“文语体、书面语体”。藤井先生的批评诚然引起了反响,但真正表示赞赏的学者则很少,尤其鲜有日文教授。究其原因,华东师大博导高宁教授最近就此指出了两点。一是,村上作品文体问题在学者之间存在争论,二是,藤井先生作为国外汉学家,“对汉语诸多微妙之处的把握究竟达到何种程度,恐怕还是留有考察余地的”(《关于文学翻译批评的学术思考——兼与止庵先生商榷》,载于《东方翻译》2011年第1期)。第一点涉及批评依据,第二点关乎批评资格。作为学术批评,二者都非同儿戏。 据我所知,学者中对“藤井说”明显持认同态度的,似乎只有止庵先生一位。前不久他发表文章:“今年春天‘村上御用翻译林少华遭《1Q84》版权方弃用’,在书界轰动一时,其实是两年前日本学者藤井省三在所著《村上春树心目中的中国》批评林译村上春树作品的后续效应。”(《关于翻译的外行话》,载于《文汇读书周报》,2010年12月17日)。且不说内容是否属实,仅就“御用”、“弃用”这种表达方式而言,就完全无视中文译者的尊严和主体性。而后,并不精通日文的止庵先生深入日语微观文本,直接借用藤井先生之例,断言拙译“总给以‘隔’的感觉林少华

该译丢了文学性。 不过一般说来,这不会是译者有意为之,而大多是译者缺乏文学自觉、文学悟性所使然。奇怪的更是批评界,一些谈论文学翻译的学者也丢了文学性这个根本。也许受费道罗夫“等值翻译”和尤金·奈达“等效论”等西方语言学派翻译理论的影响,批评者往往逐词逐句对照原文,从科学性、技术性、工具性角度分析译文与原文是否等值,而忽略了作为文学译作生命的文学性或整体审美效果是否等效。好比拿着显微镜窥看孩子眉毛的长短和根数同妈妈是否相等,而不观察眼神和气质是否接近。 不无遗憾的是,对拙译村上作品的批评也存在类似情形。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东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藤井省三先生。他在2007年7月出版的《村上春树心底的中国》一书中严厉批评作为笔者翻译观之核心的“审美忠实”。他以《挪威的森林》中玲子弹吉他之句为例,批评“林译的‘审美忠实’反倒显得浓妆艳抹”。根据是村上原作用的是“口语体”,而拙译用的是“文语体、书面语体”。藤井先生的批评诚然引起了反响,但真正表示赞赏的学者则很少,尤其鲜有日文教授。究其原因,华东师大博导高宁教授最近就此指出了两点。一是,村上作品文体问题在学者之间存在争论,二是,藤井先生作为国外汉学家,“对汉语诸多微妙之处的把握究竟达到何种程度,恐怕还是留有考察余地的”(《关于文学翻译批评的学术思考——兼与止庵先生商榷》,载于《东方翻译》2011年第1期)。第一点涉及批评依据,第二点关乎批评资格。作为学术批评,二者都非同儿戏。 据我所知,学者中对“藤井说”明显持认同态度的,似乎只有止庵先生一位。前不久他发表文章:“今年春天‘村上御用翻译林少华遭《1Q84》版权方弃用’,在书界轰动一时,其实是两年前日本学者藤井省三在所著《村上春树心目中的中国》批评林译村上春树作品的后续效应。”(《关于翻译的外行话》,载于《文汇读书周报》,2010年12月17日)。且不说内容是否属实,仅就“御用”、“弃用”这种表达方式而言,就完全无视中文译者的尊严和主体性。而后,并不精通日文的止庵先生深入日语微观文本,直接借用藤井先生之例,断言拙译“总给以‘隔’的感觉文学翻译的生命在文学

                                                     ——兼答止庵先生

 

    幸也罢不幸也罢,近两三年我的文学翻译作品颇受关注。人家慨然关注我,而我若一言不发,一来有失礼之嫌,二来有误解之虞,二者均无助于翻译事业的发展,故今天斗胆撰文。与其说是回应,莫如说借机谈一下我的所谓翻译观,即我所大体认同的关于翻译的言说或观点,当然也多少包括我个人的体悟。

 

    我倾向于认为,文学翻译必须是文学——翻译文学。大凡文学都是艺术——语言艺术。大凡艺术都需要创造性,因此文学翻译也需要创造性。但文学翻译毕竟是翻译而非原创,因此准确说来,文学翻译属于再创造的艺术。以严复的“信达雅”言之,“信”,侧重于内容(内容忠实);“达”,侧重于行文(行文忠实);“雅”,侧重于艺术境界(艺术忠实)。“信、达”需要知性判断,“雅”则更需要审美判断。审美判断要求译者具有艺术悟性、文学悟性。但不可否认,事实上并非每个译者都具有相应的悟性。与此相关,翻译或可大体分为三种:工匠型翻译,学者型翻译,才子型翻译。工匠型亦步亦趋,貌似“忠实”;学者型中规中矩,刻意求工;才子型惟妙惟肖,意在传神。学者型如朱光潜、季羡林,才子型如丰子恺、王道乾,二者兼具型如傅雷、梁实秋。至于工匠型翻译,当下比比皆是,不胜枚举,也不敢举。严格说来,那已不是文学翻译,更不是翻译文学。翻译匠和翻译家的区别在于,前者传达语法、意思和故事,后者再现表情、感动或审美愉悦。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文学翻译最重要的就是审美忠实。换言之,文学翻译的生命在文学,在文学性或文学审美。

。所以也可称之为‘隔译’——距离原著所描绘的特定意思或特定情形显然较之‘直译’要远,或许远到不着边际的程度。”而日文教授高宁先生的论文得出的结论是:“原文、译文两相对比,在语序上,两者相去不远,整段译文基本上沿原文顺流而下,并不‘给人以隔的感觉’。”而且,高宁教授还注意到了其他两种译文“修辞不周”、“不像文学语言”——季羡林先生认为“‘雅’是对于文学语言的忠诚”——即文学翻译的文学性问题,而止庵先生的批评不仅在学术性上有待商榷,还丢掉了文学翻译的文学性——批评文学翻译不提文学。 文学翻译实践丢掉了文学性,文学翻译批评又丢掉了文学性甚至学术性,不妨说是当下译界值得警惕的一种退化。套用翻译家、北大教授许渊冲先生批评西方语言学派翻译理论的说法,他们最大的问题是“不谈美。下焉者只谈‘形似’,上焉者也只谈‘意似’,却不谈‘神似’,不谈‘创造性’”(许均等著《文学翻译的理论与实践》,P49)。如此翻译下去、批评下去,文学译作不“味同嚼蜡”、不“给原文压得扁扁的”(董桥语)像个瘪三才怪!毫无疑问,文学翻译应回归文学,回归审美。

 

    而这正是目前文学翻译实践、文学翻译批评的盲点所在。窃以为,随着国际交流的频繁、外语热的白热化和懂外语人数的迅速增加,当下外国文学作品翻译的主要问题,较之准确性,恐怕更在于文学性的缺位,以致读起来味同嚼蜡。于是人们不禁要问,原作本身是否味同嚼蜡?如果不是,那么译者标榜的忠实或准确性又体现在哪里呢?事情十分清楚,那才是致命的不忠实、不准确,纵然语法、词汇、句式等形式层面贴得很紧甚至无懈可击。换言之,无论有多少理由,翻译文学作品都不该译丢了文学性。

 

原文地址:文学翻译的生命在文学作者:林少华文学翻译的生命在文学 ——兼答止庵先生 幸也罢不幸也罢,近两三年我的文学翻译作品颇受关注。人家慨然关注我,而我若一言不发,一来有失礼之嫌,二来有误解之虞,二者均无助于翻译事业的发展,故今天斗胆撰文。与其说是回应,莫如说借机谈一下我的所谓翻译观,即我所大体认同的关于翻译的言说或观点,当然也多少包括我个人的体悟。 我倾向于认为,文学翻译必须是文学——翻译文学。大凡文学都是艺术——语言艺术。大凡艺术都需要创造性,因此文学翻译也需要创造性。但文学翻译毕竟是翻译而非原创,因此准确说来,文学翻译属于再创造的艺术。以严复的“信达雅”言之,“信”,侧重于内容(内容忠实);“达”,侧重于行文(行文忠实);“雅”,侧重于艺术境界(艺术忠实)。“信、达”需要知性判断,“雅”则更需要审美判断。审美判断要求译者具有艺术悟性、文学悟性。但不可否认,事实上并非每个译者都具有相应的悟性。与此相关,翻译或可大体分为三种:工匠型翻译,学者型翻译,才子型翻译。工匠型亦步亦趋,貌似“忠实”;学者型中规中矩,刻意求工;才子型惟妙惟肖,意在传神。学者型如朱光潜、季羡林,才子型如丰子恺、王道乾,二者兼具型如傅雷、梁实秋。至于工匠型翻译,当下比比皆是,不胜枚举,也不敢举。严格说来,那已不是文学翻译,更不是翻译文学。翻译匠和翻译家的区别在于,前者传达语法、意思和故事,后者再现表情、感动或审美愉悦。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文学翻译最重要的就是审美忠实。换言之,文学翻译的生命在文学,在文学性或文学审美。 而这正是目前文学翻译实践、文学翻译批评的盲点所在。窃以为,随着国际交流的频繁、外语热的白热化和懂外语人数的迅速增加,当下外国文学作品翻译的主要问题,较之准确性,恐怕更在于文学性的缺位,以致读起来味同嚼蜡。于是人们不禁要问,原作本身是否味同嚼蜡?如果不是,那么译者标榜的忠实或准确性又体现在哪里呢?事情十分清楚,那才是致命的不忠实、不准确,纵然语法、词汇、句式等形式层面贴得很紧甚至无懈可击。换言之,无论有多少理由,翻译文学作品都不

    不过一般说来,这不会是译者有意为之,而大多是译者缺乏文学自觉、文学悟性所使然。奇怪的更是批评界,一些谈论文学翻译的学者也丢了文学性这个根本。也许受费道罗夫“等值翻译”和尤金·奈达“等效论”等西方语言学派翻译理论的影响,批评者往往逐词逐句对照原文,从科学性、技术性、工具性角度分析译文与原文是否等值,而忽略了作为文学译作生命的文学性或整体审美效果是否等效。好比拿着显微镜窥看孩子眉毛的长短和根数同妈妈是否相等,而不观察眼神和气质是否接近。

 

    不无遗憾的是,对拙译村上作品的批评也存在类似情形。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东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藤井省三先生。他在2007年7月出版的《村上春树心底的中国》一书中严厉批评作为笔者翻译观之核心的“审美忠实”。他以《挪威的森林》中玲子弹吉他之句为例,批评“林译的‘审美忠实’反倒显得浓妆艳抹”。根据是村上原作用的是“口语体”,而拙译用的是“文语体、书面语体”。藤井先生的批评诚然引起了反响,但真正表示赞赏的学者则很少,尤其鲜有日文教授。究其原因,华东师大博导高宁教授最近就此指出了两点。一是,村上作品文体问题在学者之间存在争论,二是,藤井先生作为国外汉学家,“对汉语诸多微妙之处的把握究竟达到何种程度,恐怕还是留有考察余地的”(《关于文学翻译批评的学术思考——兼与止庵先生商榷》,载于《东方翻译》2011年第1期)。第一点涉及批评依据,第二点关乎批评资格。作为学术批评,二者都非同儿戏。

该译丢了文学性。 不过一般说来,这不会是译者有意为之,而大多是译者缺乏文学自觉、文学悟性所使然。奇怪的更是批评界,一些谈论文学翻译的学者也丢了文学性这个根本。也许受费道罗夫“等值翻译”和尤金·奈达“等效论”等西方语言学派翻译理论的影响,批评者往往逐词逐句对照原文,从科学性、技术性、工具性角度分析译文与原文是否等值,而忽略了作为文学译作生命的文学性或整体审美效果是否等效。好比拿着显微镜窥看孩子眉毛的长短和根数同妈妈是否相等,而不观察眼神和气质是否接近。 不无遗憾的是,对拙译村上作品的批评也存在类似情形。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东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藤井省三先生。他在2007年7月出版的《村上春树心底的中国》一书中严厉批评作为笔者翻译观之核心的“审美忠实”。他以《挪威的森林》中玲子弹吉他之句为例,批评“林译的‘审美忠实’反倒显得浓妆艳抹”。根据是村上原作用的是“口语体”,而拙译用的是“文语体、书面语体”。藤井先生的批评诚然引起了反响,但真正表示赞赏的学者则很少,尤其鲜有日文教授。究其原因,华东师大博导高宁教授最近就此指出了两点。一是,村上作品文体问题在学者之间存在争论,二是,藤井先生作为国外汉学家,“对汉语诸多微妙之处的把握究竟达到何种程度,恐怕还是留有考察余地的”(《关于文学翻译批评的学术思考——兼与止庵先生商榷》,载于《东方翻译》2011年第1期)。第一点涉及批评依据,第二点关乎批评资格。作为学术批评,二者都非同儿戏。 据我所知,学者中对“藤井说”明显持认同态度的,似乎只有止庵先生一位。前不久他发表文章:“今年春天‘村上御用翻译林少华遭《1Q84》版权方弃用’,在书界轰动一时,其实是两年前日本学者藤井省三在所著《村上春树心目中的中国》批评林译村上春树作品的后续效应。”(《关于翻译的外行话》,载于《文汇读书周报》,2010年12月17日)。且不说内容是否属实,仅就“御用”、“弃用”这种表达方式而言,就完全无视中文译者的尊严和主体性。而后,并不精通日文的止庵先生深入日语微观文本,直接借用藤井先生之例,断言拙译“总给以‘隔’的感觉

 

    据我所知,学者中对“藤井说”明显持认同态度的,似乎只有止庵先生一位。前不久他发表文章:“今年春天‘村上御用翻译林少华遭《1Q84》版权方弃用’,在书界轰动一时,其实是两年前日本学者藤井省三在所著《村上春树心目中的中国》批评林译村上春树作品的后续效应。”(《关于翻译的外行话》,载于《文汇读书周报》,2010年12月17日)。且不说内容是否属实,仅就“御用”、“弃用”这种表达方式而言,就完全无视中文译者的尊严和主体性。而后,并不精通日文的止庵先生深入日语微观文本,直接借用藤井先生之例,断言拙译“总给以‘隔’的感觉。所以也可称之为‘隔译’——距离原著所描绘的特定意思或特定情形显然较之‘直译’要远,或许远到不着边际的程度。”而日文教授高宁先生的论文得出的结论是:“原文、译文两相对比,在语序上,两者相去不远,整段译文基本上沿原文顺流而下,并不‘给人以隔的感觉’。”而且,高宁教授还注意到了其他两种译文“修辞不周”、“不像文学语言”——季羡林先生认为“‘雅’是对于文学语言的忠诚”——即文学翻译的文学性问题,而止庵先生的批评不仅在学术性上有待商榷,还丢掉了文学翻译的文学性——批评文学翻译不提文学。

 

原文地址:文学翻译的生命在文学作者:林少华文学翻译的生命在文学 ——兼答止庵先生 幸也罢不幸也罢,近两三年我的文学翻译作品颇受关注。人家慨然关注我,而我若一言不发,一来有失礼之嫌,二来有误解之虞,二者均无助于翻译事业的发展,故今天斗胆撰文。与其说是回应,莫如说借机谈一下我的所谓翻译观,即我所大体认同的关于翻译的言说或观点,当然也多少包括我个人的体悟。 我倾向于认为,文学翻译必须是文学——翻译文学。大凡文学都是艺术——语言艺术。大凡艺术都需要创造性,因此文学翻译也需要创造性。但文学翻译毕竟是翻译而非原创,因此准确说来,文学翻译属于再创造的艺术。以严复的“信达雅”言之,“信”,侧重于内容(内容忠实);“达”,侧重于行文(行文忠实);“雅”,侧重于艺术境界(艺术忠实)。“信、达”需要知性判断,“雅”则更需要审美判断。审美判断要求译者具有艺术悟性、文学悟性。但不可否认,事实上并非每个译者都具有相应的悟性。与此相关,翻译或可大体分为三种:工匠型翻译,学者型翻译,才子型翻译。工匠型亦步亦趋,貌似“忠实”;学者型中规中矩,刻意求工;才子型惟妙惟肖,意在传神。学者型如朱光潜、季羡林,才子型如丰子恺、王道乾,二者兼具型如傅雷、梁实秋。至于工匠型翻译,当下比比皆是,不胜枚举,也不敢举。严格说来,那已不是文学翻译,更不是翻译文学。翻译匠和翻译家的区别在于,前者传达语法、意思和故事,后者再现表情、感动或审美愉悦。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文学翻译最重要的就是审美忠实。换言之,文学翻译的生命在文学,在文学性或文学审美。 而这正是目前文学翻译实践、文学翻译批评的盲点所在。窃以为,随着国际交流的频繁、外语热的白热化和懂外语人数的迅速增加,当下外国文学作品翻译的主要问题,较之准确性,恐怕更在于文学性的缺位,以致读起来味同嚼蜡。于是人们不禁要问,原作本身是否味同嚼蜡?如果不是,那么译者标榜的忠实或准确性又体现在哪里呢?事情十分清楚,那才是致命的不忠实、不准确,纵然语法、词汇、句式等形式层面贴得很紧甚至无懈可击。换言之,无论有多少理由,翻译文学作品都不

    文学翻译实践丢掉了文学性,文学翻译批评又丢掉了文学性甚至学术性,不妨说是当下译界值得警惕的一种退化。套用翻译家、北大教授许渊冲先生批评西方语言学派翻译理论的说法,他们最大的问题是“不谈美。下焉者只谈‘形似’,上焉者也只谈‘意似’,却不谈‘神似’,不谈‘创造性’”(许均等著《文学翻译的理论与实践》,P49)。如此翻译下去、批评下去,文学译作不“味同嚼蜡”、不“给原文压得扁扁的”(董桥语)像个瘪三才怪!毫无疑问,文学翻译应回归文学,回归审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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