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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新之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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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陆新之,商业观察家,亨通堂文化传播机构的创办人之一。他长期致力于研究中国商业环境转变和解读企业案例。他最新一本书是《有钱好好用》。 他曾历任《三联生活周刊》主笔,《经济观察报》财经主笔,新版《中国房地产报》核心采编成员,综合性时政周刊《新世纪》主编。出版有《王石管理日志》、《王石是怎样炼成的》、《巨商是怎样练成的》、《总裁论道》、《解读郎咸平》和《理解今日中国的财经文本》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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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方明:重视软实力 推广公共外交  

2010-09-29 02:53:00|  分类: 普世视野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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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下,“中国制造”产品其实也是世界上各个贸易体共同分工协作、盈利共享的事实。   这则30秒的广告围绕“中国制造,世界合作”这一中心主题,强调中国企业为生产高品质的产品,正不断与海外各国公司加强合作。这是中国第一次在海外媒体上如此宣传和介绍自己,不管其效果如何,至少“中国制造”开始自己发声,结束了之前都是被动解释的一种路径。   最主要的是,这则广告采用国际社会可以接受的语言文化,在海外宣传中国品牌,提升外国人对中国制造产品的认知度,接受中国融入世界的事实。这样的主动宣传举措,对于中国的“软实力”建设和公共外交,无疑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横向联系   中国的公共外交除了“软实力”建设之外,当前最主要的一项内容便是选择值得信任、有实力的国内外NGO(非政府组织),采取市场化方式,开展咨询顾问、委托代理、项目合作、战略合作等不同形式的合作,实现公共外交的既定目的。   国内外的经验表明,政府部门是公共外交的发起者、支持者,NGO是公共外交活动的主要策划者和执行者。   其一,政府可以做、能做好的公共外交只是一部分,而不是全部,这就需要NGO来做。典型的情况是,未建交的两国之间,没有外交关系,政府难有作为,但NGO却大有可为。   其二,有些公共外交活动,政府直接出面操作效果并不理想,而由政府支持、NGO直接运作的效果更好。例如,两国外交关系处于“冰点”的时候,政府不宜直接出面,这时NGO的作用就能发挥出来。   其三,西方国家的民众不是一盘散沙,其社会是由许多NGO构成的,如果把外国民众作为公共外交对象,实际上就是把外国NGO作为公共外交对象。而要与外国NGO打交道,最好是由本国的NGO出面。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的NGO(尤其是国际性、民间的NGO)所处的地位与其应发挥的作用之间存在较大差距。主要表现在:一是国际性NGO数量少,中国NGO总数达300多万,但具有国际交流与合作能力的NGO数量较少。以获得联合国咨商地位的NGO为例,全世界共有3000多家,中国只有30多家,占1%。   以市场化方式与NGO合作,已成为公共外交的国际惯例。因此,中国应从短期、单项合作开始,不断积累经验,进而开展长期、多项合作。通过与国内外NGO的合作,中国不仅能够实现公共外交的目的,而且能够培养出一支公共外交队伍。   在去年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美国有100多家NGO在活动,而中国只有14家,并且普遍缺乏“公共外交”意识,缺乏积极、主动利用外国主流媒体发出自己声音的能力。   中国媒体和NGO的影响力皆弱于西方,这也难怪赵启正先生讲,只留下中国政府在孤军奋战。   2009年,笔者以全国政协委员身份提案,建议尽快出台针对民间组织的法律文件,民政部的回复是,正在进行立法研究。笔者也希望,作为第三部门的民间组织的专门法律尽快出台。   在法律保障的前提下,中国NGO发展的核心问题就是自身能力建设与提升

。其中一个重要途径是,允许外国NGO来中国开展活动。中国企业的成长,与对外开放引进外国企业密切相关。中国NGO的成长,也将遵循同样的逻辑。在与外国NGO合作与竞争中,中国的NGO也将会得以成长起来,尤其是在对外交流和合作领域,毕竟我们是后来者,需要向先行者学习。   对公众力量的重视   公共外交这一概念成立的前提即对公众力量的重视:政府和民众不能脱节。这是因为,政府已经无法控制国家交往的一切。对一般中国百姓而言,分不清人民团体与政府机构有何差异恐怕十分正常。   但官方或“准官方”的“外宣”,国际社会倒是分得很清楚。中国政府在很多意义上是强大的,但公共外交这件事,很难在忽视民众认同的基础上完成。   可以说,凡是与外国人接触、交流的中国人,都是公共外交的行为主体。但绝大多数的中国国民,缺乏必要的公共外交意识和基本的公共外交素质。   政府各部门、高校与研究机构、媒体传播机构等应把公共外交基本知识作为人才培养、信息传播的新内容,通过举办培训班、研讨会,编辑出版图书,开设电视节目和网络频道,组织各类竞赛等多种形式,向全体国民传播公共外交基本知识,培养全民的公共外交意识,提高全民的公共外交素质。   尽管中国没有任何意图推行诸如“北京共识”这样的举动,但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的“走出去”,中国外交所包含着的价值观越来越具有重要性,就是说中国必须确立自己外交政策的国际话语,而这个话语权的构建应该是公共外交一个立体的形态。   在全球化状态下,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越来越高。中国表明自身的外交政策话语并不等于要干预他国的内政。也正因如此,外交部和各驻外使领馆举办“开放日”是一个值得欢迎的新举措,令民众得以享有外交政策的知情权。政协外事委员会也将致力于推广公共外交。(作者系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  

景下,“中国制造”产品其实也是世界上各个贸易体共同分工协作、盈利共享的事实。   这则30秒的广告围绕“中国制造,世界合作”这一中心主题,强调中国企业为生产高品质的产品,正不断与海外各国公司加强合作。这是中国第一次在海外媒体上如此宣传和介绍自己,不管其效果如何,至少“中国制造”开始自己发声,结束了之前都是被动解释的一种路径。   最主要的是,这则广告采用国际社会可以接受的语言文化,在海外宣传中国品牌,提升外国人对中国制造产品的认知度,接受中国融入世界的事实。这样的主动宣传举措,对于中国的“软实力”建设和公共外交,无疑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横向联系   中国的公共外交除了“软实力”建设之外,当前最主要的一项内容便是选择值得信任、有实力的国内外NGO(非政府组织),采取市场化方式,开展咨询顾问、委托代理、项目合作、战略合作等不同形式的合作,实现公共外交的既定目的。   国内外的经验表明,政府部门是公共外交的发起者、支持者,NGO是公共外交活动的主要策划者和执行者。   其一,政府可以做、能做好的公共外交只是一部分,而不是全部,这就需要NGO来做。典型的情况是,未建交的两国之间,没有外交关系,政府难有作为,但NGO却大有可为。   其二,有些公共外交活动,政府直接出面操作效果并不理想,而由政府支持、NGO直接运作的效果更好。例如,两国外交关系处于“冰点”的时候,政府不宜直接出面,这时NGO的作用就能发挥出来。   其三,西方国家的民众不是一盘散沙,其社会是由许多NGO构成的,如果把外国民众作为公共外交对象,实际上就是把外国NGO作为公共外交对象。而要与外国NGO打交道,最好是由本国的NGO出面。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的NGO(尤其是国际性、民间的NGO)所处的地位与其应发挥的作用之间存在较大差距。主要表现在:一是国际性NGO数量少,中国NGO总数达300多万,但具有国际交流与合作能力的NGO数量较少。以获得联合国咨商地位的NGO为例,全世界共有3000多家,中国只有30多家,占1%。   以市场化方式与NGO合作,已成为公共外交的国际惯例。因此,中国应从短期、单项合作开始,不断积累经验,进而开展长期、多项合作。通过与国内外NGO的合作,中国不仅能够实现公共外交的目的,而且能够培养出一支公共外交队伍。   在去年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美国有100多家NGO在活动,而中国只有14家,并且普遍缺乏“公共外交”意识,缺乏积极、主动利用外国主流媒体发出自己声音的能力。   中国媒体和NGO的影响力皆弱于西方,这也难怪赵启正先生讲,只留下中国政府在孤军奋战。   2009年,笔者以全国政协委员身份提案,建议尽快出台针对民间组织的法律文件,民政部的回复是,正在进行立法研究。笔者也希望,作为第三部门的民间组织的专门法律尽快出台。   在法律保障的前提下,中国NGO发展的核心问题就是自身能力建设与提升韩方明:重视软实力 推广公共外交 - 陆新之 - 陆新之的博客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2010年09月27日03:23
。其中一个重要途径是,允许外国NGO来中国开展活动。中国企业的成长,与对外开放引进外国企业密切相关。中国NGO的成长,也将遵循同样的逻辑。在与外国NGO合作与竞争中,中国的NGO也将会得以成长起来,尤其是在对外交流和合作领域,毕竟我们是后来者,需要向先行者学习。   对公众力量的重视   公共外交这一概念成立的前提即对公众力量的重视:政府和民众不能脱节。这是因为,政府已经无法控制国家交往的一切。对一般中国百姓而言,分不清人民团体与政府机构有何差异恐怕十分正常。   但官方或“准官方”的“外宣”,国际社会倒是分得很清楚。中国政府在很多意义上是强大的,但公共外交这件事,很难在忽视民众认同的基础上完成。   可以说,凡是与外国人接触、交流的中国人,都是公共外交的行为主体。但绝大多数的中国国民,缺乏必要的公共外交意识和基本的公共外交素质。   政府各部门、高校与研究机构、媒体传播机构等应把公共外交基本知识作为人才培养、信息传播的新内容,通过举办培训班、研讨会,编辑出版图书,开设电视节目和网络频道,组织各类竞赛等多种形式,向全体国民传播公共外交基本知识,培养全民的公共外交意识,提高全民的公共外交素质。   尽管中国没有任何意图推行诸如“北京共识”这样的举动,但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的“走出去”,中国外交所包含着的价值观越来越具有重要性,就是说中国必须确立自己外交政策的国际话语,而这个话语权的构建应该是公共外交一个立体的形态。   在全球化状态下,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越来越高。中国表明自身的外交政策话语并不等于要干预他国的内政。也正因如此,外交部和各驻外使领馆举办“开放日”是一个值得欢迎的新举措,令民众得以享有外交政策的知情权。政协外事委员会也将致力于推广公共外交。(作者系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
景下,“中国制造”产品其实也是世界上各个贸易体共同分工协作、盈利共享的事实。   这则30秒的广告围绕“中国制造,世界合作”这一中心主题,强调中国企业为生产高品质的产品,正不断与海外各国公司加强合作。这是中国第一次在海外媒体上如此宣传和介绍自己,不管其效果如何,至少“中国制造”开始自己发声,结束了之前都是被动解释的一种路径。   最主要的是,这则广告采用国际社会可以接受的语言文化,在海外宣传中国品牌,提升外国人对中国制造产品的认知度,接受中国融入世界的事实。这样的主动宣传举措,对于中国的“软实力”建设和公共外交,无疑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横向联系   中国的公共外交除了“软实力”建设之外,当前最主要的一项内容便是选择值得信任、有实力的国内外NGO(非政府组织),采取市场化方式,开展咨询顾问、委托代理、项目合作、战略合作等不同形式的合作,实现公共外交的既定目的。   国内外的经验表明,政府部门是公共外交的发起者、支持者,NGO是公共外交活动的主要策划者和执行者。   其一,政府可以做、能做好的公共外交只是一部分,而不是全部,这就需要NGO来做。典型的情况是,未建交的两国之间,没有外交关系,政府难有作为,但NGO却大有可为。   其二,有些公共外交活动,政府直接出面操作效果并不理想,而由政府支持、NGO直接运作的效果更好。例如,两国外交关系处于“冰点”的时候,政府不宜直接出面,这时NGO的作用就能发挥出来。   其三,西方国家的民众不是一盘散沙,其社会是由许多NGO构成的,如果把外国民众作为公共外交对象,实际上就是把外国NGO作为公共外交对象。而要与外国NGO打交道,最好是由本国的NGO出面。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的NGO(尤其是国际性、民间的NGO)所处的地位与其应发挥的作用之间存在较大差距。主要表现在:一是国际性NGO数量少,中国NGO总数达300多万,但具有国际交流与合作能力的NGO数量较少。以获得联合国咨商地位的NGO为例,全世界共有3000多家,中国只有30多家,占1%。   以市场化方式与NGO合作,已成为公共外交的国际惯例。因此,中国应从短期、单项合作开始,不断积累经验,进而开展长期、多项合作。通过与国内外NGO的合作,中国不仅能够实现公共外交的目的,而且能够培养出一支公共外交队伍。   在去年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美国有100多家NGO在活动,而中国只有14家,并且普遍缺乏“公共外交”意识,缺乏积极、主动利用外国主流媒体发出自己声音的能力。   中国媒体和NGO的影响力皆弱于西方,这也难怪赵启正先生讲,只留下中国政府在孤军奋战。   2009年,笔者以全国政协委员身份提案,建议尽快出台针对民间组织的法律文件,民政部的回复是,正在进行立法研究。笔者也希望,作为第三部门的民间组织的专门法律尽快出台。   在法律保障的前提下,中国NGO发展的核心问题就是自身能力建设与提升
景下,“中国制造”产品其实也是世界上各个贸易体共同分工协作、盈利共享的事实。   这则30秒的广告围绕“中国制造,世界合作”这一中心主题,强调中国企业为生产高品质的产品,正不断与海外各国公司加强合作。这是中国第一次在海外媒体上如此宣传和介绍自己,不管其效果如何,至少“中国制造”开始自己发声,结束了之前都是被动解释的一种路径。   最主要的是,这则广告采用国际社会可以接受的语言文化,在海外宣传中国品牌,提升外国人对中国制造产品的认知度,接受中国融入世界的事实。这样的主动宣传举措,对于中国的“软实力”建设和公共外交,无疑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横向联系   中国的公共外交除了“软实力”建设之外,当前最主要的一项内容便是选择值得信任、有实力的国内外NGO(非政府组织),采取市场化方式,开展咨询顾问、委托代理、项目合作、战略合作等不同形式的合作,实现公共外交的既定目的。   国内外的经验表明,政府部门是公共外交的发起者、支持者,NGO是公共外交活动的主要策划者和执行者。   其一,政府可以做、能做好的公共外交只是一部分,而不是全部,这就需要NGO来做。典型的情况是,未建交的两国之间,没有外交关系,政府难有作为,但NGO却大有可为。   其二,有些公共外交活动,政府直接出面操作效果并不理想,而由政府支持、NGO直接运作的效果更好。例如,两国外交关系处于“冰点”的时候,政府不宜直接出面,这时NGO的作用就能发挥出来。   其三,西方国家的民众不是一盘散沙,其社会是由许多NGO构成的,如果把外国民众作为公共外交对象,实际上就是把外国NGO作为公共外交对象。而要与外国NGO打交道,最好是由本国的NGO出面。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的NGO(尤其是国际性、民间的NGO)所处的地位与其应发挥的作用之间存在较大差距。主要表现在:一是国际性NGO数量少,中国NGO总数达300多万,但具有国际交流与合作能力的NGO数量较少。以获得联合国咨商地位的NGO为例,全世界共有3000多家,中国只有30多家,占1%。   以市场化方式与NGO合作,已成为公共外交的国际惯例。因此,中国应从短期、单项合作开始,不断积累经验,进而开展长期、多项合作。通过与国内外NGO的合作,中国不仅能够实现公共外交的目的,而且能够培养出一支公共外交队伍。   在去年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美国有100多家NGO在活动,而中国只有14家,并且普遍缺乏“公共外交”意识,缺乏积极、主动利用外国主流媒体发出自己声音的能力。   中国媒体和NGO的影响力皆弱于西方,这也难怪赵启正先生讲,只留下中国政府在孤军奋战。   2009年,笔者以全国政协委员身份提案,建议尽快出台针对民间组织的法律文件,民政部的回复是,正在进行立法研究。笔者也希望,作为第三部门的民间组织的专门法律尽快出台。   在法律保障的前提下,中国NGO发展的核心问题就是自身能力建设与提升
韩方明:重视软实力 推广公共外交 - 陆新之 - 陆新之的博客

  韩方明
。其中一个重要途径是,允许外国NGO来中国开展活动。中国企业的成长,与对外开放引进外国企业密切相关。中国NGO的成长,也将遵循同样的逻辑。在与外国NGO合作与竞争中,中国的NGO也将会得以成长起来,尤其是在对外交流和合作领域,毕竟我们是后来者,需要向先行者学习。   对公众力量的重视   公共外交这一概念成立的前提即对公众力量的重视:政府和民众不能脱节。这是因为,政府已经无法控制国家交往的一切。对一般中国百姓而言,分不清人民团体与政府机构有何差异恐怕十分正常。   但官方或“准官方”的“外宣”,国际社会倒是分得很清楚。中国政府在很多意义上是强大的,但公共外交这件事,很难在忽视民众认同的基础上完成。   可以说,凡是与外国人接触、交流的中国人,都是公共外交的行为主体。但绝大多数的中国国民,缺乏必要的公共外交意识和基本的公共外交素质。   政府各部门、高校与研究机构、媒体传播机构等应把公共外交基本知识作为人才培养、信息传播的新内容,通过举办培训班、研讨会,编辑出版图书,开设电视节目和网络频道,组织各类竞赛等多种形式,向全体国民传播公共外交基本知识,培养全民的公共外交意识,提高全民的公共外交素质。   尽管中国没有任何意图推行诸如“北京共识”这样的举动,但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的“走出去”,中国外交所包含着的价值观越来越具有重要性,就是说中国必须确立自己外交政策的国际话语,而这个话语权的构建应该是公共外交一个立体的形态。   在全球化状态下,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越来越高。中国表明自身的外交政策话语并不等于要干预他国的内政。也正因如此,外交部和各驻外使领馆举办“开放日”是一个值得欢迎的新举措,令民众得以享有外交政策的知情权。政协外事委员会也将致力于推广公共外交。(作者系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
  [ 尽管中国没有任何意图推行诸如“北京共识”这样的举动,但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的“走出去”,中国外交所包含着的价值观越来越具有重要性,就是说中国必须确立自己外交政策的国际话语,而这个话语权的构建应该是公共外交一个立体的形态 ]

  公共外交,即政府外交之外的面对外国公众表达本国国情、意在提高外国公众对本国的认知度的国际交流,对于当前的中国整体形象传播而言越来越重要。

  据悉,最近由外交部牵头,全国人大外委会、全国政协外委会、文化部、中联部、解放军总参谋部等单位参与的“公共外交联席机制”已经开始运作。
景下,“中国制造”产品其实也是世界上各个贸易体共同分工协作、盈利共享的事实。   这则30秒的广告围绕“中国制造,世界合作”这一中心主题,强调中国企业为生产高品质的产品,正不断与海外各国公司加强合作。这是中国第一次在海外媒体上如此宣传和介绍自己,不管其效果如何,至少“中国制造”开始自己发声,结束了之前都是被动解释的一种路径。   最主要的是,这则广告采用国际社会可以接受的语言文化,在海外宣传中国品牌,提升外国人对中国制造产品的认知度,接受中国融入世界的事实。这样的主动宣传举措,对于中国的“软实力”建设和公共外交,无疑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横向联系   中国的公共外交除了“软实力”建设之外,当前最主要的一项内容便是选择值得信任、有实力的国内外NGO(非政府组织),采取市场化方式,开展咨询顾问、委托代理、项目合作、战略合作等不同形式的合作,实现公共外交的既定目的。   国内外的经验表明,政府部门是公共外交的发起者、支持者,NGO是公共外交活动的主要策划者和执行者。   其一,政府可以做、能做好的公共外交只是一部分,而不是全部,这就需要NGO来做。典型的情况是,未建交的两国之间,没有外交关系,政府难有作为,但NGO却大有可为。   其二,有些公共外交活动,政府直接出面操作效果并不理想,而由政府支持、NGO直接运作的效果更好。例如,两国外交关系处于“冰点”的时候,政府不宜直接出面,这时NGO的作用就能发挥出来。   其三,西方国家的民众不是一盘散沙,其社会是由许多NGO构成的,如果把外国民众作为公共外交对象,实际上就是把外国NGO作为公共外交对象。而要与外国NGO打交道,最好是由本国的NGO出面。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的NGO(尤其是国际性、民间的NGO)所处的地位与其应发挥的作用之间存在较大差距。主要表现在:一是国际性NGO数量少,中国NGO总数达300多万,但具有国际交流与合作能力的NGO数量较少。以获得联合国咨商地位的NGO为例,全世界共有3000多家,中国只有30多家,占1%。   以市场化方式与NGO合作,已成为公共外交的国际惯例。因此,中国应从短期、单项合作开始,不断积累经验,进而开展长期、多项合作。通过与国内外NGO的合作,中国不仅能够实现公共外交的目的,而且能够培养出一支公共外交队伍。   在去年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美国有100多家NGO在活动,而中国只有14家,并且普遍缺乏“公共外交”意识,缺乏积极、主动利用外国主流媒体发出自己声音的能力。   中国媒体和NGO的影响力皆弱于西方,这也难怪赵启正先生讲,只留下中国政府在孤军奋战。   2009年,笔者以全国政协委员身份提案,建议尽快出台针对民间组织的法律文件,民政部的回复是,正在进行立法研究。笔者也希望,作为第三部门的民间组织的专门法律尽快出台。   在法律保障的前提下,中国NGO发展的核心问题就是自身能力建设与提升
  尽管当前中国的公共外交机制仍处在建设和磨合中,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公共外交的新局面已经展现出了比较光明的前景。

  由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办的“察哈尔公共外交研讨会——上海2010”10月8日至10日将在上海召开,这是中国第一次进行高层次的针对公共外交的会议。近年来,中国公共外交的走向令世界关注,在此基础上,中国的理论界需要一次全面探讨和研讨中国公共外交目前的处境和今后的发展方向。

  软实力构建
。其中一个重要途径是,允许外国NGO来中国开展活动。中国企业的成长,与对外开放引进外国企业密切相关。中国NGO的成长,也将遵循同样的逻辑。在与外国NGO合作与竞争中,中国的NGO也将会得以成长起来,尤其是在对外交流和合作领域,毕竟我们是后来者,需要向先行者学习。   对公众力量的重视   公共外交这一概念成立的前提即对公众力量的重视:政府和民众不能脱节。这是因为,政府已经无法控制国家交往的一切。对一般中国百姓而言,分不清人民团体与政府机构有何差异恐怕十分正常。   但官方或“准官方”的“外宣”,国际社会倒是分得很清楚。中国政府在很多意义上是强大的,但公共外交这件事,很难在忽视民众认同的基础上完成。   可以说,凡是与外国人接触、交流的中国人,都是公共外交的行为主体。但绝大多数的中国国民,缺乏必要的公共外交意识和基本的公共外交素质。   政府各部门、高校与研究机构、媒体传播机构等应把公共外交基本知识作为人才培养、信息传播的新内容,通过举办培训班、研讨会,编辑出版图书,开设电视节目和网络频道,组织各类竞赛等多种形式,向全体国民传播公共外交基本知识,培养全民的公共外交意识,提高全民的公共外交素质。   尽管中国没有任何意图推行诸如“北京共识”这样的举动,但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的“走出去”,中国外交所包含着的价值观越来越具有重要性,就是说中国必须确立自己外交政策的国际话语,而这个话语权的构建应该是公共外交一个立体的形态。   在全球化状态下,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越来越高。中国表明自身的外交政策话语并不等于要干预他国的内政。也正因如此,外交部和各驻外使领馆举办“开放日”是一个值得欢迎的新举措,令民众得以享有外交政策的知情权。政协外事委员会也将致力于推广公共外交。(作者系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
  在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眼里,一个国家的“软实力”主要有三个来源:文化(在很多方面对他国具有吸引力)、政治价值观(在内外事务中遵守并实践这些观念),以及对外政策(正当合理,并具有道德上的权威性)。

  但中国学者和公众在理解“软实力”概念时,在某些地方却发生了偏差,企业和地方政府一般理解为竞争力,而在媒体或者理论界,将争夺话语权理解为核心“软实力”,这两种看法都是值得商榷的。。其中一个重要途径是,允许外国NGO来中国开展活动。中国企业的成长,与对外开放引进外国企业密切相关。中国NGO的成长,也将遵循同样的逻辑。在与外国NGO合作与竞争中,中国的NGO也将会得以成长起来,尤其是在对外交流和合作领域,毕竟我们是后来者,需要向先行者学习。   对公众力量的重视   公共外交这一概念成立的前提即对公众力量的重视:政府和民众不能脱节。这是因为,政府已经无法控制国家交往的一切。对一般中国百姓而言,分不清人民团体与政府机构有何差异恐怕十分正常。   但官方或“准官方”的“外宣”,国际社会倒是分得很清楚。中国政府在很多意义上是强大的,但公共外交这件事,很难在忽视民众认同的基础上完成。   可以说,凡是与外国人接触、交流的中国人,都是公共外交的行为主体。但绝大多数的中国国民,缺乏必要的公共外交意识和基本的公共外交素质。   政府各部门、高校与研究机构、媒体传播机构等应把公共外交基本知识作为人才培养、信息传播的新内容,通过举办培训班、研讨会,编辑出版图书,开设电视节目和网络频道,组织各类竞赛等多种形式,向全体国民传播公共外交基本知识,培养全民的公共外交意识,提高全民的公共外交素质。   尽管中国没有任何意图推行诸如“北京共识”这样的举动,但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的“走出去”,中国外交所包含着的价值观越来越具有重要性,就是说中国必须确立自己外交政策的国际话语,而这个话语权的构建应该是公共外交一个立体的形态。   在全球化状态下,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越来越高。中国表明自身的外交政策话语并不等于要干预他国的内政。也正因如此,外交部和各驻外使领馆举办“开放日”是一个值得欢迎的新举措,令民众得以享有外交政策的知情权。政协外事委员会也将致力于推广公共外交。(作者系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

  实际上,软实力是一个集成系统。约瑟夫·奈也指出,中国还没有像好莱坞那样的文化产业,中国的大学也难以与美国的大学并驾齐驱。美国的软实力很大程度上来自其公民社会,但是中国的软实力的推展却高度依赖政府。
景下,“中国制造”产品其实也是世界上各个贸易体共同分工协作、盈利共享的事实。   这则30秒的广告围绕“中国制造,世界合作”这一中心主题,强调中国企业为生产高品质的产品,正不断与海外各国公司加强合作。这是中国第一次在海外媒体上如此宣传和介绍自己,不管其效果如何,至少“中国制造”开始自己发声,结束了之前都是被动解释的一种路径。   最主要的是,这则广告采用国际社会可以接受的语言文化,在海外宣传中国品牌,提升外国人对中国制造产品的认知度,接受中国融入世界的事实。这样的主动宣传举措,对于中国的“软实力”建设和公共外交,无疑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横向联系   中国的公共外交除了“软实力”建设之外,当前最主要的一项内容便是选择值得信任、有实力的国内外NGO(非政府组织),采取市场化方式,开展咨询顾问、委托代理、项目合作、战略合作等不同形式的合作,实现公共外交的既定目的。   国内外的经验表明,政府部门是公共外交的发起者、支持者,NGO是公共外交活动的主要策划者和执行者。   其一,政府可以做、能做好的公共外交只是一部分,而不是全部,这就需要NGO来做。典型的情况是,未建交的两国之间,没有外交关系,政府难有作为,但NGO却大有可为。   其二,有些公共外交活动,政府直接出面操作效果并不理想,而由政府支持、NGO直接运作的效果更好。例如,两国外交关系处于“冰点”的时候,政府不宜直接出面,这时NGO的作用就能发挥出来。   其三,西方国家的民众不是一盘散沙,其社会是由许多NGO构成的,如果把外国民众作为公共外交对象,实际上就是把外国NGO作为公共外交对象。而要与外国NGO打交道,最好是由本国的NGO出面。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的NGO(尤其是国际性、民间的NGO)所处的地位与其应发挥的作用之间存在较大差距。主要表现在:一是国际性NGO数量少,中国NGO总数达300多万,但具有国际交流与合作能力的NGO数量较少。以获得联合国咨商地位的NGO为例,全世界共有3000多家,中国只有30多家,占1%。   以市场化方式与NGO合作,已成为公共外交的国际惯例。因此,中国应从短期、单项合作开始,不断积累经验,进而开展长期、多项合作。通过与国内外NGO的合作,中国不仅能够实现公共外交的目的,而且能够培养出一支公共外交队伍。   在去年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美国有100多家NGO在活动,而中国只有14家,并且普遍缺乏“公共外交”意识,缺乏积极、主动利用外国主流媒体发出自己声音的能力。   中国媒体和NGO的影响力皆弱于西方,这也难怪赵启正先生讲,只留下中国政府在孤军奋战。   2009年,笔者以全国政协委员身份提案,建议尽快出台针对民间组织的法律文件,民政部的回复是,正在进行立法研究。笔者也希望,作为第三部门的民间组织的专门法律尽快出台。   在法律保障的前提下,中国NGO发展的核心问题就是自身能力建设与提升
  以文化产业为例,从国际上来看,其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西方发达国家已平均达到10%以上,美国则达到25%。美国的文化产业在世界文化市场中占43%,欧盟占了34%,而整个亚太地区只有19%。在这19%当中,日本占了10%,澳大利亚占了5%,剩下的4%才属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亚太国家。

  另外,国家重点构建的一些文化传媒机构,与期望中的舆论阵地仍然具有一定的差距。去年,不到一年时间内,央视阿拉伯语、俄语频道开播,新华网更是已经拥有了七种不同语言的版本。然而,新华网西班牙语频道的点击量至今都少得可怜。。其中一个重要途径是,允许外国NGO来中国开展活动。中国企业的成长,与对外开放引进外国企业密切相关。中国NGO的成长,也将遵循同样的逻辑。在与外国NGO合作与竞争中,中国的NGO也将会得以成长起来,尤其是在对外交流和合作领域,毕竟我们是后来者,需要向先行者学习。   对公众力量的重视   公共外交这一概念成立的前提即对公众力量的重视:政府和民众不能脱节。这是因为,政府已经无法控制国家交往的一切。对一般中国百姓而言,分不清人民团体与政府机构有何差异恐怕十分正常。   但官方或“准官方”的“外宣”,国际社会倒是分得很清楚。中国政府在很多意义上是强大的,但公共外交这件事,很难在忽视民众认同的基础上完成。   可以说,凡是与外国人接触、交流的中国人,都是公共外交的行为主体。但绝大多数的中国国民,缺乏必要的公共外交意识和基本的公共外交素质。   政府各部门、高校与研究机构、媒体传播机构等应把公共外交基本知识作为人才培养、信息传播的新内容,通过举办培训班、研讨会,编辑出版图书,开设电视节目和网络频道,组织各类竞赛等多种形式,向全体国民传播公共外交基本知识,培养全民的公共外交意识,提高全民的公共外交素质。   尽管中国没有任何意图推行诸如“北京共识”这样的举动,但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的“走出去”,中国外交所包含着的价值观越来越具有重要性,就是说中国必须确立自己外交政策的国际话语,而这个话语权的构建应该是公共外交一个立体的形态。   在全球化状态下,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越来越高。中国表明自身的外交政策话语并不等于要干预他国的内政。也正因如此,外交部和各驻外使领馆举办“开放日”是一个值得欢迎的新举措,令民众得以享有外交政策的知情权。政协外事委员会也将致力于推广公共外交。(作者系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

  这种状况如不尽快扭转,对内,将不利于统一思想、凝聚人心、团结和谐、增强合力;对外,则不利于传播中国声音、树立中国形象,不利于中国公共外交的整体推进。
。其中一个重要途径是,允许外国NGO来中国开展活动。中国企业的成长,与对外开放引进外国企业密切相关。中国NGO的成长,也将遵循同样的逻辑。在与外国NGO合作与竞争中,中国的NGO也将会得以成长起来,尤其是在对外交流和合作领域,毕竟我们是后来者,需要向先行者学习。   对公众力量的重视   公共外交这一概念成立的前提即对公众力量的重视:政府和民众不能脱节。这是因为,政府已经无法控制国家交往的一切。对一般中国百姓而言,分不清人民团体与政府机构有何差异恐怕十分正常。   但官方或“准官方”的“外宣”,国际社会倒是分得很清楚。中国政府在很多意义上是强大的,但公共外交这件事,很难在忽视民众认同的基础上完成。   可以说,凡是与外国人接触、交流的中国人,都是公共外交的行为主体。但绝大多数的中国国民,缺乏必要的公共外交意识和基本的公共外交素质。   政府各部门、高校与研究机构、媒体传播机构等应把公共外交基本知识作为人才培养、信息传播的新内容,通过举办培训班、研讨会,编辑出版图书,开设电视节目和网络频道,组织各类竞赛等多种形式,向全体国民传播公共外交基本知识,培养全民的公共外交意识,提高全民的公共外交素质。   尽管中国没有任何意图推行诸如“北京共识”这样的举动,但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的“走出去”,中国外交所包含着的价值观越来越具有重要性,就是说中国必须确立自己外交政策的国际话语,而这个话语权的构建应该是公共外交一个立体的形态。   在全球化状态下,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越来越高。中国表明自身的外交政策话语并不等于要干预他国的内政。也正因如此,外交部和各驻外使领馆举办“开放日”是一个值得欢迎的新举措,令民众得以享有外交政策的知情权。政协外事委员会也将致力于推广公共外交。(作者系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
  不过,这两年中国官方和民间的一系列举动,也取得了一些突破和进步。去年末,美国有线新闻网(CNN)的亚洲市场播出一则30秒的商业广告,内容就是宣传在全球化大背景下,“中国制造”产品其实也是世界上各个贸易体共同分工协作、盈利共享的事实。

  这则30秒的广告围绕“中国制造,世界合作”这一中心主题,强调中国企业为生产高品质的产品,正不断与海外各国公司加强合作。这是中国第一次在海外媒体上如此宣传和介绍自己,不管其效果如何,至少“中国制造”开始自己发声,结束了之前都是被动解释的一种路径。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2010年09月27日03:23   韩方明   [ 尽管中国没有任何意图推行诸如“北京共识”这样的举动,但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的“走出去”,中国外交所包含着的价值观越来越具有重要性,就是说中国必须确立自己外交政策的国际话语,而这个话语权的构建应该是公共外交一个立体的形态 ]   公共外交,即政府外交之外的面对外国公众表达本国国情、意在提高外国公众对本国的认知度的国际交流,对于当前的中国整体形象传播而言越来越重要。   据悉,最近由外交部牵头,全国人大外委会、全国政协外委会、文化部、中联部、解放军总参谋部等单位参与的“公共外交联席机制”已经开始运作。   尽管当前中国的公共外交机制仍处在建设和磨合中,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公共外交的新局面已经展现出了比较光明的前景。   由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办的“察哈尔公共外交研讨会——上海2010”10月8日至10日将在上海召开,这是中国第一次进行高层次的针对公共外交的会议。近年来,中国公共外交的走向令世界关注,在此基础上,中国的理论界需要一次全面探讨和研讨中国公共外交目前的处境和今后的发展方向。   软实力构建   在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眼里,一个国家的“软实力”主要有三个来源:文化(在很多方面对他国具有吸引力)、政治价值观(在内外事务中遵守并实践这些观念),以及对外政策(正当合理,并具有道德上的权威性)。   但中国学者和公众在理解“软实力”概念时,在某些地方却发生了偏差,企业和地方政府一般理解为竞争力,而在媒体或者理论界,将争夺话语权理解为核心“软实力”,这两种看法都是值得商榷的。   实际上,软实力是一个集成系统。约瑟夫·奈也指出,中国还没有像好莱坞那样的文化产业,中国的大学也难以与美国的大学并驾齐驱。美国的软实力很大程度上来自其公民社会,但是中国的软实力的推展却高度依赖政府。   以文化产业为例,从国际上来看,其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西方发达国家已平均达到10%以上,美国则达到25%。美国的文化产业在世界文化市场中占43%,欧盟占了34%,而整个亚太地区只有19%。在这19%当中,日本占了10%,澳大利亚占了5%,剩下的4%才属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亚太国家。   另外,国家重点构建的一些文化传媒机构,与期望中的舆论阵地仍然具有一定的差距。去年,不到一年时间内,央视阿拉伯语、俄语频道开播,新华网更是已经拥有了七种不同语言的版本。然而,新华网西班牙语频道的点击量至今都少得可怜。   这种状况如不尽快扭转,对内,将不利于统一思想、凝聚人心、团结和谐、增强合力;对外,则不利于传播中国声音、树立中国形象,不利于中国公共外交的整体推进。   不过,这两年中国官方和民间的一系列举动,也取得了一些突破和进步。去年末,美国有线新闻网(CNN)的亚洲市场播出一则30秒的商业广告,内容就是宣传在全球化大背

  最主要的是,这则广告采用国际社会可以接受的语言文化,在海外宣传中国品牌,提升外国人对中国制造产品的认知度,接受中国融入世界的事实。这样的主动宣传举措,对于中国的“软实力”建设和公共外交,无疑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景下,“中国制造”产品其实也是世界上各个贸易体共同分工协作、盈利共享的事实。   这则30秒的广告围绕“中国制造,世界合作”这一中心主题,强调中国企业为生产高品质的产品,正不断与海外各国公司加强合作。这是中国第一次在海外媒体上如此宣传和介绍自己,不管其效果如何,至少“中国制造”开始自己发声,结束了之前都是被动解释的一种路径。   最主要的是,这则广告采用国际社会可以接受的语言文化,在海外宣传中国品牌,提升外国人对中国制造产品的认知度,接受中国融入世界的事实。这样的主动宣传举措,对于中国的“软实力”建设和公共外交,无疑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横向联系   中国的公共外交除了“软实力”建设之外,当前最主要的一项内容便是选择值得信任、有实力的国内外NGO(非政府组织),采取市场化方式,开展咨询顾问、委托代理、项目合作、战略合作等不同形式的合作,实现公共外交的既定目的。   国内外的经验表明,政府部门是公共外交的发起者、支持者,NGO是公共外交活动的主要策划者和执行者。   其一,政府可以做、能做好的公共外交只是一部分,而不是全部,这就需要NGO来做。典型的情况是,未建交的两国之间,没有外交关系,政府难有作为,但NGO却大有可为。   其二,有些公共外交活动,政府直接出面操作效果并不理想,而由政府支持、NGO直接运作的效果更好。例如,两国外交关系处于“冰点”的时候,政府不宜直接出面,这时NGO的作用就能发挥出来。   其三,西方国家的民众不是一盘散沙,其社会是由许多NGO构成的,如果把外国民众作为公共外交对象,实际上就是把外国NGO作为公共外交对象。而要与外国NGO打交道,最好是由本国的NGO出面。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的NGO(尤其是国际性、民间的NGO)所处的地位与其应发挥的作用之间存在较大差距。主要表现在:一是国际性NGO数量少,中国NGO总数达300多万,但具有国际交流与合作能力的NGO数量较少。以获得联合国咨商地位的NGO为例,全世界共有3000多家,中国只有30多家,占1%。   以市场化方式与NGO合作,已成为公共外交的国际惯例。因此,中国应从短期、单项合作开始,不断积累经验,进而开展长期、多项合作。通过与国内外NGO的合作,中国不仅能够实现公共外交的目的,而且能够培养出一支公共外交队伍。   在去年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美国有100多家NGO在活动,而中国只有14家,并且普遍缺乏“公共外交”意识,缺乏积极、主动利用外国主流媒体发出自己声音的能力。   中国媒体和NGO的影响力皆弱于西方,这也难怪赵启正先生讲,只留下中国政府在孤军奋战。   2009年,笔者以全国政协委员身份提案,建议尽快出台针对民间组织的法律文件,民政部的回复是,正在进行立法研究。笔者也希望,作为第三部门的民间组织的专门法律尽快出台。   在法律保障的前提下,中国NGO发展的核心问题就是自身能力建设与提升
  横向联系

  中国的公共外交除了“软实力”建设之外,当前最主要的一项内容便是选择值得信任、有实力的国内外NGO(非政府组织),采取市场化方式,开展咨询顾问、委托代理、项目合作、战略合作等不同形式的合作,实现公共外交的既定目的。

  国内外的经验表明,政府部门是公共外交的发起者、支持者,NGO是公共外交活动的主要策划者和执行者。

  其一,政府可以做、能做好的公共外交只是一部分,而不是全部,这就需要NGO来做。典型的情况是,未建交的两国之间,没有外交关系,政府难有作为,但NGO却大有可为。

  其二,有些公共外交活动,政府直接出面操作效果并不理想,而由政府支持、NGO直接运作的效果更好。例如,两国外交关系处于“冰点”的时候,政府不宜直接出面,这时NGO的作用就能发挥出来。

  其三,西方国家的民众不是一盘散沙,其社会是由许多NGO构成的,如果把外国民众作为公共外交对象,实际上就是把外国NGO作为公共外交对象。而要与外国NGO打交道,最好是由本国的NGO出面。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的NGO(尤其是国际性、民间的NGO)所处的地位与其应发挥的作用之间存在较大差距。主要表现在:一是国际性NGO数量少,中国NGO总数达300多万,但具有国际交流与合作能力的NGO数量较少。以获得联合国咨商地位的NGO为例,全世界共有3000多家,中国只有30多家,占1%。

  以市场化方式与NGO合作,已成为公共外交的国际惯例。因此,中国应从短期、单项合作开始,不断积累经验,进而开展长期、多项合作。通过与国内外NGO的合作,中国不仅能够实现公共外交的目的,而且能够培养出一支公共外交队伍。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2010年09月27日03:23   韩方明   [ 尽管中国没有任何意图推行诸如“北京共识”这样的举动,但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的“走出去”,中国外交所包含着的价值观越来越具有重要性,就是说中国必须确立自己外交政策的国际话语,而这个话语权的构建应该是公共外交一个立体的形态 ]   公共外交,即政府外交之外的面对外国公众表达本国国情、意在提高外国公众对本国的认知度的国际交流,对于当前的中国整体形象传播而言越来越重要。   据悉,最近由外交部牵头,全国人大外委会、全国政协外委会、文化部、中联部、解放军总参谋部等单位参与的“公共外交联席机制”已经开始运作。   尽管当前中国的公共外交机制仍处在建设和磨合中,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公共外交的新局面已经展现出了比较光明的前景。   由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办的“察哈尔公共外交研讨会——上海2010”10月8日至10日将在上海召开,这是中国第一次进行高层次的针对公共外交的会议。近年来,中国公共外交的走向令世界关注,在此基础上,中国的理论界需要一次全面探讨和研讨中国公共外交目前的处境和今后的发展方向。   软实力构建   在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眼里,一个国家的“软实力”主要有三个来源:文化(在很多方面对他国具有吸引力)、政治价值观(在内外事务中遵守并实践这些观念),以及对外政策(正当合理,并具有道德上的权威性)。   但中国学者和公众在理解“软实力”概念时,在某些地方却发生了偏差,企业和地方政府一般理解为竞争力,而在媒体或者理论界,将争夺话语权理解为核心“软实力”,这两种看法都是值得商榷的。   实际上,软实力是一个集成系统。约瑟夫·奈也指出,中国还没有像好莱坞那样的文化产业,中国的大学也难以与美国的大学并驾齐驱。美国的软实力很大程度上来自其公民社会,但是中国的软实力的推展却高度依赖政府。   以文化产业为例,从国际上来看,其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西方发达国家已平均达到10%以上,美国则达到25%。美国的文化产业在世界文化市场中占43%,欧盟占了34%,而整个亚太地区只有19%。在这19%当中,日本占了10%,澳大利亚占了5%,剩下的4%才属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亚太国家。   另外,国家重点构建的一些文化传媒机构,与期望中的舆论阵地仍然具有一定的差距。去年,不到一年时间内,央视阿拉伯语、俄语频道开播,新华网更是已经拥有了七种不同语言的版本。然而,新华网西班牙语频道的点击量至今都少得可怜。   这种状况如不尽快扭转,对内,将不利于统一思想、凝聚人心、团结和谐、增强合力;对外,则不利于传播中国声音、树立中国形象,不利于中国公共外交的整体推进。   不过,这两年中国官方和民间的一系列举动,也取得了一些突破和进步。去年末,美国有线新闻网(CNN)的亚洲市场播出一则30秒的商业广告,内容就是宣传在全球化大背

  在去年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美国有100多家NGO在活动,而中国只有14家,并且普遍缺乏“公共外交”意识,缺乏积极、主动利用外国主流媒体发出自己声音的能力。
景下,“中国制造”产品其实也是世界上各个贸易体共同分工协作、盈利共享的事实。   这则30秒的广告围绕“中国制造,世界合作”这一中心主题,强调中国企业为生产高品质的产品,正不断与海外各国公司加强合作。这是中国第一次在海外媒体上如此宣传和介绍自己,不管其效果如何,至少“中国制造”开始自己发声,结束了之前都是被动解释的一种路径。   最主要的是,这则广告采用国际社会可以接受的语言文化,在海外宣传中国品牌,提升外国人对中国制造产品的认知度,接受中国融入世界的事实。这样的主动宣传举措,对于中国的“软实力”建设和公共外交,无疑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横向联系   中国的公共外交除了“软实力”建设之外,当前最主要的一项内容便是选择值得信任、有实力的国内外NGO(非政府组织),采取市场化方式,开展咨询顾问、委托代理、项目合作、战略合作等不同形式的合作,实现公共外交的既定目的。   国内外的经验表明,政府部门是公共外交的发起者、支持者,NGO是公共外交活动的主要策划者和执行者。   其一,政府可以做、能做好的公共外交只是一部分,而不是全部,这就需要NGO来做。典型的情况是,未建交的两国之间,没有外交关系,政府难有作为,但NGO却大有可为。   其二,有些公共外交活动,政府直接出面操作效果并不理想,而由政府支持、NGO直接运作的效果更好。例如,两国外交关系处于“冰点”的时候,政府不宜直接出面,这时NGO的作用就能发挥出来。   其三,西方国家的民众不是一盘散沙,其社会是由许多NGO构成的,如果把外国民众作为公共外交对象,实际上就是把外国NGO作为公共外交对象。而要与外国NGO打交道,最好是由本国的NGO出面。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的NGO(尤其是国际性、民间的NGO)所处的地位与其应发挥的作用之间存在较大差距。主要表现在:一是国际性NGO数量少,中国NGO总数达300多万,但具有国际交流与合作能力的NGO数量较少。以获得联合国咨商地位的NGO为例,全世界共有3000多家,中国只有30多家,占1%。   以市场化方式与NGO合作,已成为公共外交的国际惯例。因此,中国应从短期、单项合作开始,不断积累经验,进而开展长期、多项合作。通过与国内外NGO的合作,中国不仅能够实现公共外交的目的,而且能够培养出一支公共外交队伍。   在去年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美国有100多家NGO在活动,而中国只有14家,并且普遍缺乏“公共外交”意识,缺乏积极、主动利用外国主流媒体发出自己声音的能力。   中国媒体和NGO的影响力皆弱于西方,这也难怪赵启正先生讲,只留下中国政府在孤军奋战。   2009年,笔者以全国政协委员身份提案,建议尽快出台针对民间组织的法律文件,民政部的回复是,正在进行立法研究。笔者也希望,作为第三部门的民间组织的专门法律尽快出台。   在法律保障的前提下,中国NGO发展的核心问题就是自身能力建设与提升
  中国媒体和NGO的影响力皆弱于西方,这也难怪赵启正先生讲,只留下中国政府在孤军奋战。

  2009年,笔者以全国政协委员身份提案,建议尽快出台针对民间组织的法律文件,民政部的回复是,正在进行立法研究。笔者也希望,作为第三部门的民间组织的专门法律尽快出台。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2010年09月27日03:23   韩方明   [ 尽管中国没有任何意图推行诸如“北京共识”这样的举动,但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的“走出去”,中国外交所包含着的价值观越来越具有重要性,就是说中国必须确立自己外交政策的国际话语,而这个话语权的构建应该是公共外交一个立体的形态 ]   公共外交,即政府外交之外的面对外国公众表达本国国情、意在提高外国公众对本国的认知度的国际交流,对于当前的中国整体形象传播而言越来越重要。   据悉,最近由外交部牵头,全国人大外委会、全国政协外委会、文化部、中联部、解放军总参谋部等单位参与的“公共外交联席机制”已经开始运作。   尽管当前中国的公共外交机制仍处在建设和磨合中,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公共外交的新局面已经展现出了比较光明的前景。   由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办的“察哈尔公共外交研讨会——上海2010”10月8日至10日将在上海召开,这是中国第一次进行高层次的针对公共外交的会议。近年来,中国公共外交的走向令世界关注,在此基础上,中国的理论界需要一次全面探讨和研讨中国公共外交目前的处境和今后的发展方向。   软实力构建   在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眼里,一个国家的“软实力”主要有三个来源:文化(在很多方面对他国具有吸引力)、政治价值观(在内外事务中遵守并实践这些观念),以及对外政策(正当合理,并具有道德上的权威性)。   但中国学者和公众在理解“软实力”概念时,在某些地方却发生了偏差,企业和地方政府一般理解为竞争力,而在媒体或者理论界,将争夺话语权理解为核心“软实力”,这两种看法都是值得商榷的。   实际上,软实力是一个集成系统。约瑟夫·奈也指出,中国还没有像好莱坞那样的文化产业,中国的大学也难以与美国的大学并驾齐驱。美国的软实力很大程度上来自其公民社会,但是中国的软实力的推展却高度依赖政府。   以文化产业为例,从国际上来看,其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西方发达国家已平均达到10%以上,美国则达到25%。美国的文化产业在世界文化市场中占43%,欧盟占了34%,而整个亚太地区只有19%。在这19%当中,日本占了10%,澳大利亚占了5%,剩下的4%才属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亚太国家。   另外,国家重点构建的一些文化传媒机构,与期望中的舆论阵地仍然具有一定的差距。去年,不到一年时间内,央视阿拉伯语、俄语频道开播,新华网更是已经拥有了七种不同语言的版本。然而,新华网西班牙语频道的点击量至今都少得可怜。   这种状况如不尽快扭转,对内,将不利于统一思想、凝聚人心、团结和谐、增强合力;对外,则不利于传播中国声音、树立中国形象,不利于中国公共外交的整体推进。   不过,这两年中国官方和民间的一系列举动,也取得了一些突破和进步。去年末,美国有线新闻网(CNN)的亚洲市场播出一则30秒的商业广告,内容就是宣传在全球化大背

  在法律保障的前提下,中国NGO发展的核心问题就是自身能力建设与提升。其中一个重要途径是,允许外国NGO来中国开展活动。中国企业的成长,与对外开放引进外国企业密切相关。中国NGO的成长,也将遵循同样的逻辑。在与外国NGO合作与竞争中,中国的NGO也将会得以成长起来,尤其是在对外交流和合作领域,毕竟我们是后来者,需要向先行者学习。

  对公众力量的重视

  公共外交这一概念成立的前提即对公众力量的重视:政府和民众不能脱节。这是因为,政府已经无法控制国家交往的一切。对一般中国百姓而言,分不清人民团体与政府机构有何差异恐怕十分正常。

  但官方或“准官方”的“外宣”,国际社会倒是分得很清楚。中国政府在很多意义上是强大的,但公共外交这件事,很难在忽视民众认同的基础上完成。
景下,“中国制造”产品其实也是世界上各个贸易体共同分工协作、盈利共享的事实。   这则30秒的广告围绕“中国制造,世界合作”这一中心主题,强调中国企业为生产高品质的产品,正不断与海外各国公司加强合作。这是中国第一次在海外媒体上如此宣传和介绍自己,不管其效果如何,至少“中国制造”开始自己发声,结束了之前都是被动解释的一种路径。   最主要的是,这则广告采用国际社会可以接受的语言文化,在海外宣传中国品牌,提升外国人对中国制造产品的认知度,接受中国融入世界的事实。这样的主动宣传举措,对于中国的“软实力”建设和公共外交,无疑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横向联系   中国的公共外交除了“软实力”建设之外,当前最主要的一项内容便是选择值得信任、有实力的国内外NGO(非政府组织),采取市场化方式,开展咨询顾问、委托代理、项目合作、战略合作等不同形式的合作,实现公共外交的既定目的。   国内外的经验表明,政府部门是公共外交的发起者、支持者,NGO是公共外交活动的主要策划者和执行者。   其一,政府可以做、能做好的公共外交只是一部分,而不是全部,这就需要NGO来做。典型的情况是,未建交的两国之间,没有外交关系,政府难有作为,但NGO却大有可为。   其二,有些公共外交活动,政府直接出面操作效果并不理想,而由政府支持、NGO直接运作的效果更好。例如,两国外交关系处于“冰点”的时候,政府不宜直接出面,这时NGO的作用就能发挥出来。   其三,西方国家的民众不是一盘散沙,其社会是由许多NGO构成的,如果把外国民众作为公共外交对象,实际上就是把外国NGO作为公共外交对象。而要与外国NGO打交道,最好是由本国的NGO出面。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的NGO(尤其是国际性、民间的NGO)所处的地位与其应发挥的作用之间存在较大差距。主要表现在:一是国际性NGO数量少,中国NGO总数达300多万,但具有国际交流与合作能力的NGO数量较少。以获得联合国咨商地位的NGO为例,全世界共有3000多家,中国只有30多家,占1%。   以市场化方式与NGO合作,已成为公共外交的国际惯例。因此,中国应从短期、单项合作开始,不断积累经验,进而开展长期、多项合作。通过与国内外NGO的合作,中国不仅能够实现公共外交的目的,而且能够培养出一支公共外交队伍。   在去年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美国有100多家NGO在活动,而中国只有14家,并且普遍缺乏“公共外交”意识,缺乏积极、主动利用外国主流媒体发出自己声音的能力。   中国媒体和NGO的影响力皆弱于西方,这也难怪赵启正先生讲,只留下中国政府在孤军奋战。   2009年,笔者以全国政协委员身份提案,建议尽快出台针对民间组织的法律文件,民政部的回复是,正在进行立法研究。笔者也希望,作为第三部门的民间组织的专门法律尽快出台。   在法律保障的前提下,中国NGO发展的核心问题就是自身能力建设与提升
  可以说,凡是与外国人接触、交流的中国人,都是公共外交的行为主体。但绝大多数的中国国民,缺乏必要的公共外交意识和基本的公共外交素质。

  政府各部门、高校与研究机构、媒体传播机构等应把公共外交基本知识作为人才培养、信息传播的新内容,通过举办培训班、研讨会,编辑出版图书,开设电视节目和网络频道,组织各类竞赛等多种形式,向全体国民传播公共外交基本知识,培养全民的公共外交意识,提高全民的公共外交素质。。其中一个重要途径是,允许外国NGO来中国开展活动。中国企业的成长,与对外开放引进外国企业密切相关。中国NGO的成长,也将遵循同样的逻辑。在与外国NGO合作与竞争中,中国的NGO也将会得以成长起来,尤其是在对外交流和合作领域,毕竟我们是后来者,需要向先行者学习。   对公众力量的重视   公共外交这一概念成立的前提即对公众力量的重视:政府和民众不能脱节。这是因为,政府已经无法控制国家交往的一切。对一般中国百姓而言,分不清人民团体与政府机构有何差异恐怕十分正常。   但官方或“准官方”的“外宣”,国际社会倒是分得很清楚。中国政府在很多意义上是强大的,但公共外交这件事,很难在忽视民众认同的基础上完成。   可以说,凡是与外国人接触、交流的中国人,都是公共外交的行为主体。但绝大多数的中国国民,缺乏必要的公共外交意识和基本的公共外交素质。   政府各部门、高校与研究机构、媒体传播机构等应把公共外交基本知识作为人才培养、信息传播的新内容,通过举办培训班、研讨会,编辑出版图书,开设电视节目和网络频道,组织各类竞赛等多种形式,向全体国民传播公共外交基本知识,培养全民的公共外交意识,提高全民的公共外交素质。   尽管中国没有任何意图推行诸如“北京共识”这样的举动,但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的“走出去”,中国外交所包含着的价值观越来越具有重要性,就是说中国必须确立自己外交政策的国际话语,而这个话语权的构建应该是公共外交一个立体的形态。   在全球化状态下,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越来越高。中国表明自身的外交政策话语并不等于要干预他国的内政。也正因如此,外交部和各驻外使领馆举办“开放日”是一个值得欢迎的新举措,令民众得以享有外交政策的知情权。政协外事委员会也将致力于推广公共外交。(作者系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

  尽管中国没有任何意图推行诸如“北京共识”这样的举动,但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的“走出去”,中国外交所包含着的价值观越来越具有重要性,就是说中国必须确立自己外交政策的国际话语,而这个话语权的构建应该是公共外交一个立体的形态。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2010年09月27日03:23   韩方明   [ 尽管中国没有任何意图推行诸如“北京共识”这样的举动,但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的“走出去”,中国外交所包含着的价值观越来越具有重要性,就是说中国必须确立自己外交政策的国际话语,而这个话语权的构建应该是公共外交一个立体的形态 ]   公共外交,即政府外交之外的面对外国公众表达本国国情、意在提高外国公众对本国的认知度的国际交流,对于当前的中国整体形象传播而言越来越重要。   据悉,最近由外交部牵头,全国人大外委会、全国政协外委会、文化部、中联部、解放军总参谋部等单位参与的“公共外交联席机制”已经开始运作。   尽管当前中国的公共外交机制仍处在建设和磨合中,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公共外交的新局面已经展现出了比较光明的前景。   由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办的“察哈尔公共外交研讨会——上海2010”10月8日至10日将在上海召开,这是中国第一次进行高层次的针对公共外交的会议。近年来,中国公共外交的走向令世界关注,在此基础上,中国的理论界需要一次全面探讨和研讨中国公共外交目前的处境和今后的发展方向。   软实力构建   在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眼里,一个国家的“软实力”主要有三个来源:文化(在很多方面对他国具有吸引力)、政治价值观(在内外事务中遵守并实践这些观念),以及对外政策(正当合理,并具有道德上的权威性)。   但中国学者和公众在理解“软实力”概念时,在某些地方却发生了偏差,企业和地方政府一般理解为竞争力,而在媒体或者理论界,将争夺话语权理解为核心“软实力”,这两种看法都是值得商榷的。   实际上,软实力是一个集成系统。约瑟夫·奈也指出,中国还没有像好莱坞那样的文化产业,中国的大学也难以与美国的大学并驾齐驱。美国的软实力很大程度上来自其公民社会,但是中国的软实力的推展却高度依赖政府。   以文化产业为例,从国际上来看,其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西方发达国家已平均达到10%以上,美国则达到25%。美国的文化产业在世界文化市场中占43%,欧盟占了34%,而整个亚太地区只有19%。在这19%当中,日本占了10%,澳大利亚占了5%,剩下的4%才属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亚太国家。   另外,国家重点构建的一些文化传媒机构,与期望中的舆论阵地仍然具有一定的差距。去年,不到一年时间内,央视阿拉伯语、俄语频道开播,新华网更是已经拥有了七种不同语言的版本。然而,新华网西班牙语频道的点击量至今都少得可怜。   这种状况如不尽快扭转,对内,将不利于统一思想、凝聚人心、团结和谐、增强合力;对外,则不利于传播中国声音、树立中国形象,不利于中国公共外交的整体推进。   不过,这两年中国官方和民间的一系列举动,也取得了一些突破和进步。去年末,美国有线新闻网(CNN)的亚洲市场播出一则30秒的商业广告,内容就是宣传在全球化大背
  在全球化状态下,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越来越高。中国表明自身的外交政策话语并不等于要干预他国的内政。也正因如此,外交部和各驻外使领馆举办“开放日”是一个值得欢迎的新举措,令民众得以享有外交政策的知情权。政协外事委员会也将致力于推广公共外交。(作者系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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