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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新之的博客

生意、商业、企业、房地产、金融

 
 
 

日志

 
 
关于我

陆新之,商业观察家,亨通堂文化传播机构的创办人之一。他长期致力于研究中国商业环境转变和解读企业案例。他最新一本书是《有钱好好用》。 他曾历任《三联生活周刊》主笔,《经济观察报》财经主笔,新版《中国房地产报》核心采编成员,综合性时政周刊《新世纪》主编。出版有《王石管理日志》、《王石是怎样炼成的》、《巨商是怎样练成的》、《总裁论道》、《解读郎咸平》和《理解今日中国的财经文本》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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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理性是个伪问题  

2009-08-21 00:55:23|  分类: 企业案例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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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07月17日 来源: 《数字商业时代》

较多,因为无法用肉眼验证,甚至会欺骗视线。  陆新之:垄断行业和全开放行业,完全有保护的市场和完全没有保护的市场,作恶成本都是最低的,都容易产生“恶之花”。  数字商业时代:企业在遇到这样的问题时该怎么办?  郭凡生:没有办法,只有求诸权力。当“权力拜物教”决定企业生死的时候,权力就是最危险的,这种“坏权力”越来越造成商业环境的恶化。  王璞:要积极曝光这样的事情,让企业的作恶成本和造假成本太高,谁也不敢出头作恶,不让他们在造假上攀比。  陆新之:这里有两类问题:一是合理冲撞,出问题的企业只能硬扛,改善自己;二是不正当竞争,这是可以用其他手段遏制的,企业平时也要做好遭遇不正当竞争的准备。  数字商业时代:怎样才能建立起商业理性和商业文明?  郭凡生:依靠商业环境本身的力量实现商业理性和商业道德是不可能的,必须靠制度变革。谁要破坏商业环境谁就要出局,让垄断企业和寻租企业越来越少。  王璞:做企业的人要理性,知道为何做企业;要控制欲望,为他人和社会奋斗。一句话:做企业就是做良心。  陆新之:商业理性不是结果,而是前提,不是花的果,而是种子。理性需要时间来完成,但一定要迈开步子,在这个过程中有可能进二退一,有时还可能倒退。  数字商业时代:西方企业成长中是否也经历过这样一种不理性的商业竞争阶段?  郭凡生:有,但不如中国这么激烈。在西方工商文明基础上建立起的伦理道德,只有一个价值观,就是靠力气、靠勤劳赚钱是光荣的。  王璞:西方不理性的竞争越来越隐蔽了,整个群体的道德感在上升。商业社会的进步是企业整体素质与阶段论的问题。  陆新之:西方企业成长史中也经历过这样一种不理性商业竞争阶段,比如从19世纪末期一直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大萧条开始前的美国,人们一样吃了很多假冒伪劣食品。  数字商业时代:所以说,商业社会的“恶之花”现象,也是中国企业必须经历的一个过程?  郭凡生:这是改革开放中必然出现的。因为垄断和权力的势力越来越大,造成了越来越差的商业环境。  王璞:任何年代与社会都有不良现象,这跟商业文明的发展程度,人类社会的文明程度,还有人的道德底线是有关系的。商业社会在今天这个时刻是继续向下恶性循环还是向上螺旋上升,现在是关键点了。  陆新之:中国商业社会从来不缺“作恶”,商业竞争也从来没有一个基本道德底线。作恶和不作恶,不是对立的两面,而是行善环境从来没有形成。  数字商业时代:媒体在每次“作恶”中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现在

  采访·撰文/潘青山 孟岩峰

的媒体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价值生态链?  郭凡生:中国很多媒体都具有官方色彩,是垄断的,也是寻租大户。越是登广告多,越是帮人家“作恶”,得到的利益也越多,这是利益驱动的结果。如果媒体乱说话不被惩罚,怎么解决乱说话的企业?  王璞:在商业环境下,媒体应依循市场方向去发展。读者多的时候,就会做得更好;如果做得不好,报道失实,消费者自然会离开。  陆新之:中国的媒体很传统,和商业社会既有博弈和批判,也有勾结和合作。但是,媒体价值生态链不会比商业环境更差。  数字商业时代:我们说美国是一个股东至上的商业社会,欧洲是制度商业社会,那么,未来中国的商业需要遵循一种什么样的价值观?  郭凡生:支撑美国和欧洲商业制度运行的是商业伦理,而在所有工商文明和商业发达的国家,两个方面的问题是必须被打击的:第一是权力,第二是垄断。只有这样,产生的商业价值观才是一致的,才能建立公正、公开、公平的商业社会,这自然也是我们未来需要的。  王璞:不管做什么行业,任何人都要有仁爱,不管对任何事,都要有德行在里面,这是企业家的底线。  陆新之:中国不可能建立起一个特别的商业理性和商业价值观。在未来,西方商业行为准则应该成为我们的主导准则,主流的商业价值观应该是一致的,是普世的。现在只能寄希望于企业家的自律,以及社会舆论和法律制度的完善与加强。

  2009年上半年是一个多事的春天,整个社会在不确定性中逐步前行,面对看不太清的商业环境,企业或明或暗地采取了一些“潜行”的商业手段。“口水战”变得司空见惯,彼此攻击变成了某种竞争常态,以次充好、假冒伪劣的产品越曝越多……

  这些行为正在让我们对曾经尊重的“商道”或者说“商业伦理”产生怀疑,也在伤害我们这个正在成长中的商业社会和社会中的企业。

  那么,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但是已经盛开了的商业“恶之花”,究竟是当前特殊的商业竞争阶段使然,还是商业社会正常发展的必然?什么样的商业价值观是中国企业未来的取向?如何让“恶之花”不再盛开?带着这一系列问题,《数字商业时代》记者采访了三位对整个商业社会和制度颇有研究的企业思想家、管理咨询家和商业观察家,一同来解读这个话题。

  数字商业时代:怎么看待当前越来越多的企业在背后 “使坏”、“作恶”?

  郭凡生:如果别人真坏,说了别人坏,其实是一种商业伦理的正向进步。但我们今天看到的大量都是用模棱两可的方法说别人坏。这就变成了商业伦理的一种堕落。

  王璞:暴露内幕是挺好的,但造谣中伤却是不对的。在市场竞争环境下,能正当竞争的话就会共同成长,比如麦当劳和肯德基,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等。

2009年07月17日 来源: 《数字商业时代》  采访·撰文潘青山 孟岩峰  2009年上半年是一个多事的春天,整个社会在不确定性中逐步前行,面对看不太清的商业环境,企业或明或暗地采取了一些“潜行”的商业手段。“口水战”变得司空见惯,彼此攻击变成了某种竞争常态,以次充好、假冒伪劣的产品越曝越多……  这些行为正在让我们对曾经尊重的“商道”或者说“商业伦理”产生怀疑,也在伤害我们这个正在成长中的商业社会和社会中的企业。  那么,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但是已经盛开了的商业“恶之花”,究竟是当前特殊的商业竞争阶段使然,还是商业社会正常发展的必然?什么样的商业价值观是中国企业未来的取向?如何让“恶之花”不再盛开?带着这一系列问题,《数字商业时代》记者采访了三位对整个商业社会和制度颇有研究的企业思想家、管理咨询家和商业观察家,一同来解读这个话题。  数字商业时代:怎么看待当前越来越多的企业在背后 “使坏”、“作恶”?  郭凡生:如果别人真坏,说了别人坏,其实是一种商业伦理的正向进步。但我们今天看到的大量都是用模棱两可的方法说别人坏。这就变成了商业伦理的一种堕落。  王璞:暴露内幕是挺好的,但造谣中伤却是不对的。在市场竞争环境下,能正当竞争的话就会共同成长,比如麦当劳和肯德基,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等。  陆新之:“使坏”或者说“作恶”不是质变,而是量变。之前一直都有恶的种子,过去处于发芽阶段,现在出土了。当竞争越来越残酷、越来越接近伦理底线时,开出“恶之花”是早晚的事。  数字商业时代:当前的商业道德缺失是不是比过去更加严重?  郭凡生:当前中国最大的问题是二元性商业价值观(勤劳致富和权力致富),尤其是“权力拜物教”的冲击,如果权力带来了腐败,那么就必然会腐蚀商业社会的价值观和正义感。  王璞:我不认为商业环境一直在恶化,应该说是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从相对意义上来讲,时代和社会都在进步;从绝对意义上来讲,确实发生了大量的我们不愿意看到的“缺德”事。  陆新之:商业道德的缺失,不是今天或者昨天才开始的。20多年前,就有把竞争对手的老总送到监狱里面去的。你说这个手段可怕,还是现在的媒体曝光可怕?  数字商业时代:什么样的行业容易盛开“恶之花”?  郭凡生:垄断行业和容易寻租的权力行业,包括媒体在内。企业间的互骂其实是小事,不把商业二元化的问题解决,“恶之花”只会越来越激烈。  王璞:比较隐形的产品与行业容易出现,比如食品、饮料行业出问题

  陆新之:“使坏”或者说“作恶”不是质变,而是量变。之前一直都有恶的种子,过去处于发芽阶段,现在出土了。当竞争越来越残酷、越来越接近伦理底线时,开出“恶之花”是早晚的事。

  数字商业时代:当前的商业道德缺失是不是比过去更加严重?

  郭凡生:当前中国最大的问题是二元性商业价值观(勤劳致富和权力致富),尤其是“权力拜物教”的冲击,如果权力带来了腐败,那么就必然会腐蚀商业社会的价值观和正义感。

  王璞:我不认为商业环境一直在恶化,应该说是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从相对意义上来讲,时代和社会都在进步;从绝对意义上来讲,确实发生了大量的我们不愿意看到的“缺德”事。

  较多,因为无法用肉眼验证,甚至会欺骗视线。  陆新之:垄断行业和全开放行业,完全有保护的市场和完全没有保护的市场,作恶成本都是最低的,都容易产生“恶之花”。  数字商业时代:企业在遇到这样的问题时该怎么办?  郭凡生:没有办法,只有求诸权力。当“权力拜物教”决定企业生死的时候,权力就是最危险的,这种“坏权力”越来越造成商业环境的恶化。  王璞:要积极曝光这样的事情,让企业的作恶成本和造假成本太高,谁也不敢出头作恶,不让他们在造假上攀比。  陆新之:这里有两类问题:一是合理冲撞,出问题的企业只能硬扛,改善自己;二是不正当竞争,这是可以用其他手段遏制的,企业平时也要做好遭遇不正当竞争的准备。  数字商业时代:怎样才能建立起商业理性和商业文明?  郭凡生:依靠商业环境本身的力量实现商业理性和商业道德是不可能的,必须靠制度变革。谁要破坏商业环境谁就要出局,让垄断企业和寻租企业越来越少。  王璞:做企业的人要理性,知道为何做企业;要控制欲望,为他人和社会奋斗。一句话:做企业就是做良心。  陆新之:商业理性不是结果,而是前提,不是花的果,而是种子。理性需要时间来完成,但一定要迈开步子,在这个过程中有可能进二退一,有时还可能倒退。  数字商业时代:西方企业成长中是否也经历过这样一种不理性的商业竞争阶段?  郭凡生:有,但不如中国这么激烈。在西方工商文明基础上建立起的伦理道德,只有一个价值观,就是靠力气、靠勤劳赚钱是光荣的。  王璞:西方不理性的竞争越来越隐蔽了,整个群体的道德感在上升。商业社会的进步是企业整体素质与阶段论的问题。  陆新之:西方企业成长史中也经历过这样一种不理性商业竞争阶段,比如从19世纪末期一直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大萧条开始前的美国,人们一样吃了很多假冒伪劣食品。  数字商业时代:所以说,商业社会的“恶之花”现象,也是中国企业必须经历的一个过程?  郭凡生:这是改革开放中必然出现的。因为垄断和权力的势力越来越大,造成了越来越差的商业环境。  王璞:任何年代与社会都有不良现象,这跟商业文明的发展程度,人类社会的文明程度,还有人的道德底线是有关系的。商业社会在今天这个时刻是继续向下恶性循环还是向上螺旋上升,现在是关键点了。  陆新之:中国商业社会从来不缺“作恶”,商业竞争也从来没有一个基本道德底线。作恶和不作恶,不是对立的两面,而是行善环境从来没有形成。  数字商业时代:媒体在每次“作恶”中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现在陆新之:商业道德的缺失,不是今天或者昨天才开始的。20多年前,就有把竞争对手的老总送到监狱里面去的。你说这个手段可怕,还是现在的媒体曝光可怕?

  数字商业时代:什么样的行业容易盛开“恶之花”?

  郭凡生:垄断行业和容易寻租的权力行业,包括媒体在内。企业间的互骂其实是小事,不把商业二元化的问题解决,“恶之花”只会越来越激烈。

  王璞:比较隐形的产品与行业容易出现,比如食品、饮料行业出问题较多,因为无法用肉眼验证,甚至会欺骗视线。

  陆新之:垄断行业和全开放行业,完全有保护的市场和完全没有保护的市场,作恶成本都是最低的,都容易产生“恶之花”。

的媒体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价值生态链?  郭凡生:中国很多媒体都具有官方色彩,是垄断的,也是寻租大户。越是登广告多,越是帮人家“作恶”,得到的利益也越多,这是利益驱动的结果。如果媒体乱说话不被惩罚,怎么解决乱说话的企业?  王璞:在商业环境下,媒体应依循市场方向去发展。读者多的时候,就会做得更好;如果做得不好,报道失实,消费者自然会离开。  陆新之:中国的媒体很传统,和商业社会既有博弈和批判,也有勾结和合作。但是,媒体价值生态链不会比商业环境更差。  数字商业时代:我们说美国是一个股东至上的商业社会,欧洲是制度商业社会,那么,未来中国的商业需要遵循一种什么样的价值观?  郭凡生:支撑美国和欧洲商业制度运行的是商业伦理,而在所有工商文明和商业发达的国家,两个方面的问题是必须被打击的:第一是权力,第二是垄断。只有这样,产生的商业价值观才是一致的,才能建立公正、公开、公平的商业社会,这自然也是我们未来需要的。  王璞:不管做什么行业,任何人都要有仁爱,不管对任何事,都要有德行在里面,这是企业家的底线。  陆新之:中国不可能建立起一个特别的商业理性和商业价值观。在未来,西方商业行为准则应该成为我们的主导准则,主流的商业价值观应该是一致的,是普世的。现在只能寄希望于企业家的自律,以及社会舆论和法律制度的完善与加强。

  数字商业时代:企业在遇到这样的问题时该怎么办?

  郭凡生:没有办法,只有求诸权力。当“权力拜物教”决定企业生死的时候,权力就是最危险的,这种“坏权力”越来越造成商业环境的恶化。

  王璞:要积极曝光这样的事情,让企业的作恶成本和造假成本太高,谁也不敢出头作恶,不让他们在造假上攀比。

  陆新之:这里有两类问题:一是合理冲撞,出问题的企业只能硬扛,改善自己;二是不正当竞争,这是可以用其他手段遏制的,企业平时也要做好遭遇不正当竞争的准备。

  数字商业时代:怎样才能建立起商业理性和商业文明?

的媒体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价值生态链?  郭凡生:中国很多媒体都具有官方色彩,是垄断的,也是寻租大户。越是登广告多,越是帮人家“作恶”,得到的利益也越多,这是利益驱动的结果。如果媒体乱说话不被惩罚,怎么解决乱说话的企业?  王璞:在商业环境下,媒体应依循市场方向去发展。读者多的时候,就会做得更好;如果做得不好,报道失实,消费者自然会离开。  陆新之:中国的媒体很传统,和商业社会既有博弈和批判,也有勾结和合作。但是,媒体价值生态链不会比商业环境更差。  数字商业时代:我们说美国是一个股东至上的商业社会,欧洲是制度商业社会,那么,未来中国的商业需要遵循一种什么样的价值观?  郭凡生:支撑美国和欧洲商业制度运行的是商业伦理,而在所有工商文明和商业发达的国家,两个方面的问题是必须被打击的:第一是权力,第二是垄断。只有这样,产生的商业价值观才是一致的,才能建立公正、公开、公平的商业社会,这自然也是我们未来需要的。  王璞:不管做什么行业,任何人都要有仁爱,不管对任何事,都要有德行在里面,这是企业家的底线。  陆新之:中国不可能建立起一个特别的商业理性和商业价值观。在未来,西方商业行为准则应该成为我们的主导准则,主流的商业价值观应该是一致的,是普世的。现在只能寄希望于企业家的自律,以及社会舆论和法律制度的完善与加强。

  郭凡生:依靠商业环境本身的力量实现商业理性和商业道德是不可能的,必须靠制度变革。谁要破坏商业环境谁就要出局,让垄断企业和寻租企业越来越少。

  王璞:做企业的人要理性,知道为何做企业;要控制欲望,为他人和社会奋斗。一句话:做企业就是做良心。

  陆新之:商业理性不是结果,而是前提,不是花的果,而是种子。理性需要时间来完成,但一定要迈开步子,在这个过程中有可能进二退一,有时还可能倒退。

  数字商业时代:西方企业成长中是否也经历过这样一种不理性的商业竞争阶段?

  郭凡生:有,但不如中国这么激烈。在西方工商文明基础上建立起的伦理道德,只有一个价值观,就是靠力气、靠勤劳赚钱是光荣的。

  王璞:西方不理性的竞争越来越隐蔽了,整个群体的道德感在上升。商业社会的进步是企业整体素质与阶段论的问题。

  陆新之:西方企业成长史中也经历过这样一种不理性商业竞争阶段,比如从19世纪末期一直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大萧条开始前的美国,人们一样吃了很多假冒伪劣食品。

较多,因为无法用肉眼验证,甚至会欺骗视线。  陆新之:垄断行业和全开放行业,完全有保护的市场和完全没有保护的市场,作恶成本都是最低的,都容易产生“恶之花”。  数字商业时代:企业在遇到这样的问题时该怎么办?  郭凡生:没有办法,只有求诸权力。当“权力拜物教”决定企业生死的时候,权力就是最危险的,这种“坏权力”越来越造成商业环境的恶化。  王璞:要积极曝光这样的事情,让企业的作恶成本和造假成本太高,谁也不敢出头作恶,不让他们在造假上攀比。  陆新之:这里有两类问题:一是合理冲撞,出问题的企业只能硬扛,改善自己;二是不正当竞争,这是可以用其他手段遏制的,企业平时也要做好遭遇不正当竞争的准备。  数字商业时代:怎样才能建立起商业理性和商业文明?  郭凡生:依靠商业环境本身的力量实现商业理性和商业道德是不可能的,必须靠制度变革。谁要破坏商业环境谁就要出局,让垄断企业和寻租企业越来越少。  王璞:做企业的人要理性,知道为何做企业;要控制欲望,为他人和社会奋斗。一句话:做企业就是做良心。  陆新之:商业理性不是结果,而是前提,不是花的果,而是种子。理性需要时间来完成,但一定要迈开步子,在这个过程中有可能进二退一,有时还可能倒退。  数字商业时代:西方企业成长中是否也经历过这样一种不理性的商业竞争阶段?  郭凡生:有,但不如中国这么激烈。在西方工商文明基础上建立起的伦理道德,只有一个价值观,就是靠力气、靠勤劳赚钱是光荣的。  王璞:西方不理性的竞争越来越隐蔽了,整个群体的道德感在上升。商业社会的进步是企业整体素质与阶段论的问题。  陆新之:西方企业成长史中也经历过这样一种不理性商业竞争阶段,比如从19世纪末期一直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大萧条开始前的美国,人们一样吃了很多假冒伪劣食品。  数字商业时代:所以说,商业社会的“恶之花”现象,也是中国企业必须经历的一个过程?  郭凡生:这是改革开放中必然出现的。因为垄断和权力的势力越来越大,造成了越来越差的商业环境。  王璞:任何年代与社会都有不良现象,这跟商业文明的发展程度,人类社会的文明程度,还有人的道德底线是有关系的。商业社会在今天这个时刻是继续向下恶性循环还是向上螺旋上升,现在是关键点了。  陆新之:中国商业社会从来不缺“作恶”,商业竞争也从来没有一个基本道德底线。作恶和不作恶,不是对立的两面,而是行善环境从来没有形成。  数字商业时代:媒体在每次“作恶”中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现在

  数字商业时代:所以说,商业社会的“恶之花”现象,也是中国企业必须经历的一个过程?

  郭凡生:这是改革开放中必然出现的。因为垄断和权力的势力越来越大,造成了越来越差的商业环境。

  王璞:任何年代与社会都有不良现象,这跟商业文明的发展程度,人类社会的文明程度,还有人的道德底线是有关系的。商业社会在今天这个时刻是继续向下恶性循环还是向上螺旋上升,现在是关键点了。

的媒体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价值生态链?  郭凡生:中国很多媒体都具有官方色彩,是垄断的,也是寻租大户。越是登广告多,越是帮人家“作恶”,得到的利益也越多,这是利益驱动的结果。如果媒体乱说话不被惩罚,怎么解决乱说话的企业?  王璞:在商业环境下,媒体应依循市场方向去发展。读者多的时候,就会做得更好;如果做得不好,报道失实,消费者自然会离开。  陆新之:中国的媒体很传统,和商业社会既有博弈和批判,也有勾结和合作。但是,媒体价值生态链不会比商业环境更差。  数字商业时代:我们说美国是一个股东至上的商业社会,欧洲是制度商业社会,那么,未来中国的商业需要遵循一种什么样的价值观?  郭凡生:支撑美国和欧洲商业制度运行的是商业伦理,而在所有工商文明和商业发达的国家,两个方面的问题是必须被打击的:第一是权力,第二是垄断。只有这样,产生的商业价值观才是一致的,才能建立公正、公开、公平的商业社会,这自然也是我们未来需要的。  王璞:不管做什么行业,任何人都要有仁爱,不管对任何事,都要有德行在里面,这是企业家的底线。  陆新之:中国不可能建立起一个特别的商业理性和商业价值观。在未来,西方商业行为准则应该成为我们的主导准则,主流的商业价值观应该是一致的,是普世的。现在只能寄希望于企业家的自律,以及社会舆论和法律制度的完善与加强。

  陆新之:中国商业社会从来不缺“作恶”,商业竞争也从来没有一个基本道德底线。作恶和不作恶,不是对立的两面,而是行善环境从来没有形成。

  数字商业时代:媒体在每次“作恶”中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现在的媒体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价值生态链?

  郭凡生:中国很多媒体都具有官方色彩,是垄断的,也是寻租大户。越是登广告多,越是帮人家“作恶”,得到的利益也越多,这是利益驱动的结果。如果媒体乱说话不被惩罚,怎么解决乱说话的企业?

  王璞:在商业环境下,媒体应依循市场方向去发展。读者多的时候,就会做得更好;如果做得不好,报道失实,消费者自然会离开。

  2009年07月17日 来源: 《数字商业时代》  采访·撰文潘青山 孟岩峰  2009年上半年是一个多事的春天,整个社会在不确定性中逐步前行,面对看不太清的商业环境,企业或明或暗地采取了一些“潜行”的商业手段。“口水战”变得司空见惯,彼此攻击变成了某种竞争常态,以次充好、假冒伪劣的产品越曝越多……  这些行为正在让我们对曾经尊重的“商道”或者说“商业伦理”产生怀疑,也在伤害我们这个正在成长中的商业社会和社会中的企业。  那么,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但是已经盛开了的商业“恶之花”,究竟是当前特殊的商业竞争阶段使然,还是商业社会正常发展的必然?什么样的商业价值观是中国企业未来的取向?如何让“恶之花”不再盛开?带着这一系列问题,《数字商业时代》记者采访了三位对整个商业社会和制度颇有研究的企业思想家、管理咨询家和商业观察家,一同来解读这个话题。  数字商业时代:怎么看待当前越来越多的企业在背后 “使坏”、“作恶”?  郭凡生:如果别人真坏,说了别人坏,其实是一种商业伦理的正向进步。但我们今天看到的大量都是用模棱两可的方法说别人坏。这就变成了商业伦理的一种堕落。  王璞:暴露内幕是挺好的,但造谣中伤却是不对的。在市场竞争环境下,能正当竞争的话就会共同成长,比如麦当劳和肯德基,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等。  陆新之:“使坏”或者说“作恶”不是质变,而是量变。之前一直都有恶的种子,过去处于发芽阶段,现在出土了。当竞争越来越残酷、越来越接近伦理底线时,开出“恶之花”是早晚的事。  数字商业时代:当前的商业道德缺失是不是比过去更加严重?  郭凡生:当前中国最大的问题是二元性商业价值观(勤劳致富和权力致富),尤其是“权力拜物教”的冲击,如果权力带来了腐败,那么就必然会腐蚀商业社会的价值观和正义感。  王璞:我不认为商业环境一直在恶化,应该说是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从相对意义上来讲,时代和社会都在进步;从绝对意义上来讲,确实发生了大量的我们不愿意看到的“缺德”事。  陆新之:商业道德的缺失,不是今天或者昨天才开始的。20多年前,就有把竞争对手的老总送到监狱里面去的。你说这个手段可怕,还是现在的媒体曝光可怕?  数字商业时代:什么样的行业容易盛开“恶之花”?  郭凡生:垄断行业和容易寻租的权力行业,包括媒体在内。企业间的互骂其实是小事,不把商业二元化的问题解决,“恶之花”只会越来越激烈。  王璞:比较隐形的产品与行业容易出现,比如食品、饮料行业出问题陆新之:中国的媒体很传统,和商业社会既有博弈和批判,也有勾结和合作。但是,媒体价值生态链不会比商业环境更差。

  数字商业时代:我们说美国是一个股东至上的商业社会,欧洲是制度商业社会,那么,未来中国的商业需要遵循一种什么样的价值观?

  郭凡生:支撑美国和欧洲商业制度运行的是商业伦理,而在所有工商文明和商业发达的国家,两个方面的问题是必须被打击的:第一是权力,第二是垄断。只有这样,产生的商业价值观才是一致的,才能建立公正、公开、公平的商业社会,这自然也是我们未来需要的。

  王璞:不管做什么行业,任何人都要有仁爱,不管对任何事,都要有德行在里面,这是企业家的底线。

  陆新之:中国不可能建立起一个特别的商业理性和商业价值观。在未来,西方商业行为准则应该成为我们的主导准则,主流的商业价值观应该是一致的,是普世的。现在只能寄希望于企业家的自律,以及社会舆论和法律制度的完善与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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